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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的留影
十多年前，陕西农产品物流协会在湖北召开年会，会后大家游览道教名山武当山，途中遇一老道给游人算卦，我从小就不相信迷信，我从没算过卦，但农产品协会的好多老板，讲风水迷信者甚多，出手大方，大都求了签，他们也要我算一卦，我一再谢绝。这时，老道抬头看到我，便说，老先生早年坎坷，中年后相助贵人无数，鸿运大吉大利……
现在想来，老道说的有几分道理。这让我想起自己成长过程中几位帮助过我的贵人来。
我年少时确实多灾多难，六七岁时，家里被错划为地主成份，父亲戴了地主帽子整天批斗，加之缺衣少食，受尽了苦难和屈侮。我十七八岁逃荒要饭，历经千险万苦流落到哈密，在兵团哈管局工程队（劳改队）找了苦差，算是有了工作，每月由29元终熬成34.32，坚持了十几年。文革结束后，才定为兵团工民建二级转为46多元，勉强维持生计。改革开放后，放胆创办了砖厂，生意红火却遭人妒忌，又逼得我离开了哈密，返回老家。谁知得到兵团最高长官伸张正义，不但给我了正名，并处理了当时的相关管理人员，让我按劳模待遇退休。回原籍后仍有左的思潮，县上不卖给我卖商品房，无奈下我在长武买房闲居，后巧遇当时长武县长刘智，他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
当年我和咸阳市原政协副主席刘智的合影
一来二去，两个人渐渐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刘县长不但为我解决住房，隔三差五晚上还邀上我喝个小酒，畅谈分析当时的经济形势，听取民意反响。记得孙女降生后，我们老两口去克拉玛依照顾护理了大半年，临春节回长武时带了两只羊腿，当晚便想给老友送家中去。那时还没有手机和通讯工具，在院外叫了半天门，听见室内有人说话，硬是不给开大门，无奈我把羊腿隔墙扔进院内。第二天我去他办公室说这事。他哈哈大笑，说年底来拜年的人多，我晚上绝不给人开门。后来他升为乾县书记，咸阳财政局长，咸阳市政协副主席。我投资咸阳的新阳光西北农副产品批发中心起初有些信心不足，他在后面支持并牵线力促这个项目的落成，如今此项目已成了我们集团最稳定的支柱产业之一。
当年我和自治区原党委常委阿不都热依木.阿米提的合影
另一位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的阿不都热依木.阿米提。年我身患肾癌，当时他分管乡镇企业，我的公司当属乡镇企业系列，因公司红火，一再得到他的赞扬，并被树为“全疆优秀乡镇企业之一”。一天，他带南疆的部分小企业法人来参观，听到医院看我，医院院长书记及科室主任闻讯全都赶到我的病房，他询问我的病情后，又听主任说要尽快安排手术，他听后立即联系了北京医院的外科主任陈武政委，要为我安排好的床位，并托请专家为我手术，我随即去了北京，住在当年贺龙元帅住过的病房，由全国泌尿专家洪宝发教授亲自主刀为我切除了左肾病灶。
原全国妇联副主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热孜万·艾拜
年我右肾又出现了恶性肿瘤，我当时担任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的热孜万·艾拜，在北京开会时听到我染大病消息后，打电话要我立即去北京。我到北京后，医院，并恳请了她中阳党校的同学林嘉宾（医院院长现任中央保健局党务副局长）精心治疗，后医院，她又联系了天津市当时的常委副市长李文喜。医院向一中心沈巾阳院长交代全以以赴治疗，尽管我已超过七十岁，在心脏病严重，高压超过的情况下，制定了严格的保障方案，为我做了器官移植手术，至今五年，我的各项健康指标都在正常范围。
尽管我已七十五岁，仍然在管理企业经营，不时到陕西甘肃各分公司检查指导。这几年国家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所有企业都感到困难重重，但我们集团既无内外债务，银行也没一分钱贷款，仍运行红火。今年又在西安筹建了新疆大湾房产集团陕甘运营中心，最近又购地亩……
今年夏天我抱着双胞胎孙子玩耍
仔细回想，好像这十几年每遇到困难真的好像有“贵人相助”一样。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坎坷坷，自己也取得了诸多的社会荣誉，企业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静下心来想想，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的成功，需要个人坚持不懈地努力，更需要好的社会政策环境，需要党和政府的关心与支持，需要高起点的发展平台，以及社会各界朋友（贵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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