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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寄语

天地英雄气，千载尚凛然。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中华民族在血与火中铸就的伟大历史，一曲曲感人的抗日凯歌，悉数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那弥足珍贵而又超越时空的伟大抗战精神，为中华民族命运的生死抉择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汪锋同志

“

我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和党的委派，全力以赴，争取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我也不怕。

”

接受使命

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与陕北的工农红军会合，革命形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壮大和发展，中共中央发表了抗日救国纲领，呼吁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非常重视与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前，汪锋就负责陕西的统一战线工作，与东北军、西北军有过接触，情况比较熟悉。毛泽东同志听取了陕西党组织和杨虎城关系的汇报后，决定由汪锋前去送信并作联络工作。年11月29日，在陕北富县，刚刚被解救出牢房的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陕北红军红二十六军代政委汪锋，顾不上休整疲惫的身体，匆匆赶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富县原东村。政治部代主任杨尚昆接待了他，并告诉他：“你是主席请来的客人，一路辛苦了，先好好休息，工作随后由主席当面指示。”

第二天晚上，汪锋到了毛泽东同志居住的窑洞。这是一孔陕北的普通窑洞，洞内并不宽敞，一边放着行军床，一边支一块木板，算是办公桌，桌子上一盏麻油灯闪着微弱的火苗。毛泽东同志正坐在桌旁撰写文章，听见有人敲门，便站起来迎上前去，紧紧握住汪锋的手，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热情和蔼地说：“汪锋同志，你可好哇！我是毛泽东。”半年多来，被陕北错误肃反定为“反革命”、“AB团”的汪锋，见到仰慕已久的毛泽东同志，听到亲切的“同志”声，非常感动，连忙说：“主席你好。”双方一落座，毛泽东同志便问汪锋贵庚、府上，汪锋简洁地回答：“25岁，陕西蓝田人。”随后，毛泽东同志安慰了汪锋，还询问了刘志丹等人的情况，一再讲：同志们受苦了，党中央一定会纠正肃反中的错误。谈话进入了正题后，毛泽东同志结合当时形势，讲述了党中央从过去狭隘的关门主义到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转变；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最后说党中央决定派汪锋去西安代表红军与杨虎城将军进行谈判，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汪锋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自己所掌握的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情况。汪锋对此次谈判充满信心，他表态说：我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和党的委派，全力以赴，争取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我也不怕。

年12月5日，毛泽东同志分别致书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潼关行营高级参议杜斌丞和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信中分析了日寇侵华的严重形势，指出亡国危险迫在眉睫，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议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与红军首先实行局部停战，建立西北大联合，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以逐步实现全民族抗战。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志把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3封亲笔信交到汪锋手里，还叮咛说：“出去后不要太辛苦，多拿些钱，也好请朋友吃饭。”

西安靖绥公署主任杨虎城

长武受阻

12月6日下午，汪锋从前总驻地富县原东村出发，经过张村，赶到关中特委所在地的正宁县湫头塬南邑村。关中特委的同志帮他准备行装。在研究选择出行路线时，关中特委从边区调了一些地方干部座谈周边情况，参与研究送信的路线、方法等。有的主张经赤水（苏区新建的县名）出苏区，有的主张从正宁山河堡出苏区。这些主张都有缺点，主要是出苏区后如何安全地去西安的问题不好解决。在听了彬县北极区工作的地方干部赵洪的意见后，汪锋决定从彬县与长武之间出苏区，从长武向西安进发。

当时的长武县长是党伯弧，其父党晴梵年就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曾任西安国民新闻报社经理。年，于右任、胡景翼等人组建陕西靖国军“倒陈（陈树藩）伐段（段祺瑞）”，党晴梵先后任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军秘书长、参谋长、西路财务处处长兼凤翔城防司令等职。陕西靖国军改编后，党晴梵任陕西督军公署上校秘书长、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秘书长。在反围城斗争中，协助杨虎城处理军政事务，尽心尽力，深得杨虎城的信赖，是杨虎城的幕僚。党伯弧受其父影响，对杨虎城十分忠心，倾向进步。早在年汪锋就认识党伯弧。利用这层关系，对安全送信会有帮助的。另外，长武驻军比较薄弱，虽有民团，一般晚上不出来活动，因而安全系数较大。路线确定之后，汪锋把信件藏在棉衣中，从关中地委起身，当晚到达赵洪家中。

第二天，赵洪找到一位在苏维埃政府工作的人暗中为他带路。两人一前一后，从北极镇出发，过了泾河，到达距长武县城25里的相公镇，带路的人便回去了。由于汪锋穿着一件棉袍，在穷乡僻壤之地，格外引人注目，被国民党长武县政府便衣特务李荣德和电话管理员发现，误以为是泾河北边过来的商人，怀疑有大烟土，想勒索敲诈。拦路盘查时，他俩在汪锋的棉衣内摸到了信件，以为是票子，撕开棉衣后，搜出了藏在棉衣中的毛泽东的亲笔信。李荣德当过县长的护兵，识字不多，却很机警。李荣德看到这几封信上写的是“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亲启”、“潼关行营高级参议杜斌丞亲启”以及毛泽东的署名，便将信塞在自己的口袋里，没有让电话管理员看信。他知道这几个人都是绥靖公署的大官，党县长的父亲就和这几个人一起共事，顿时傻了眼，面面相觑。看到便衣如此模样，汪锋急中生智，马上沉下脸来，大发雷霆，瞪着眼睛冲上前去踹了对方每人两脚，大声斥问：“你们是谁派来的？”“你们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人，杨主任知道了，看你们还想活不想活？”这两个家伙慌了神，赶紧回答说：“我们在附近相公镇镇公所供职，是长武县政府派出巡视的，看到你刚才坐的马车的轮上有红泥，知道是从北边过来的，所以追上来盘问。”汪锋听便衣说是长武县政府派来的，计上心来，对两个便衣说：“你们党县长是我的老朋友了，我是十七路军的高级情报人员，奉命到苏区边界搜集情报，追踪红二十五军行踪，正要回西安报告工作。”两个便衣特务见汪锋很有来头，一边归还了搜出来的信件，一边满脸堆笑小心地说：“刚才冒犯长官，请多多包涵。野地里天冷地冻，请长官到附近村里歇息一下，吃了饭再赶路。”

巧妙周旋

在附近村里的一户财主家，汪锋一边在两个便衣特务的殷勤招待下吃饭，一边考虑：鉴于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要把信件安全带到里外的西安，将要遭遇的盘查和危险会越来越多，难免再出问题，并且这两个便衣也可能会走漏风声。如果只是自己被抓倒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误了大事，自己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在进县城的路上，汪锋和便衣特务边走边聊，探听情况，思考怎样和党伯弧周旋。汪锋从特务口中得知长武县城北临深沟，北门道路比较狭小，有中央军把守；南门和西门宽畅，由东北军把守。他随即想到：凭自己对党伯弧的了解，依他现在的身份和与杨虎城的关系，应该不会替蒋介石卖命，如果能与杨虎城达成协议，对杨虎城，对十七路军，对整个陕西都是很有利的。事已至此，必须与党伯弧见面，争取得到他的保护和支持，只有这样，信件才能安全送到杨虎城手中。于是，汪锋决定先与党伯弧见面，争取党伯弧的同情支持，再设法顺利到达西安。打定主意后，汪锋写了封信，让招呼他的电话管理员送入了长武县城。信中称自己是十七路军军法处处长张依中的朋友，奉杨主任之命，有要事商量，约党伯弧在长武县城北门外见面。

送信的人把信交给自卫团中队长李谦益。李谦益在大革命时期是渭北师范的进步学生，与党伯弧关系密切，是党伯弧的亲信。李谦益安排好汪锋后，便去西关找党伯弧。下午六时左右，党伯弧带领亲信来到北门外的土岗旁边，见到汪锋后，党伯弧示意随从离开。汪锋从容地对党伯弧说明来意，简略地讲述了红军主力到大西北后的形势，以及蒋介石不信任并削弱西北军的事实，并告诉他杨虎城将军同中共已有来往，这次他去西安关系国家抗日大局，也关系到西北军的前途，请党县长鼎力相助。党伯弧见汪锋态度诚恳，很受感动，但因左右耳目甚多，不便深谈，只说可以商量。汪锋直爽地提出，用“押送”的办法，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请考虑。党伯弧匆匆离去，汪锋随便衣特务进了县城，被李谦益安排在县城东侧的碉楼上，派岗站哨，以防外人接近。

秘密押送

当晚，汪锋在碉楼内再次约见党伯弧，并将信件交由党伯弧保管。谈话中间，汪锋进一步分析当前的革命形势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必要性。党伯弧点头称是，还说：“我同杨将军利害相关，一定想办法平安地送你到达西安。我所顾虑的是你来的事，两个特务知道，不好保密。长武到西安多里，万一途中出个岔子就不好办了。你说的押送方法不妥，有损友人的尊严，有失乡亲的友谊，还是另想方法比较好。”汪锋坚持认为“押送”为上策，可以使用他对待便衣的办法，继续隐瞒真实身份，可保一路平安。否则，消息露了，误了大事，那就麻烦了。押送是名义，护送是实质，可以做到两全其美。党伯弧觉得汪锋说得有理，便欣然应允。

党伯弧连夜将信带回，并及时与亲信李谦益、邢志刚三人商议，慎密部署此事，统一口径，以免别人看出破绽。李谦益、邢志刚二人只知道“押送”的是杨将军的部下，而不知道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派去的人。原计划调一辆军用车，又怕过于声张，弄巧成拙。正在为找汽车发愁时，李谦益猛然想起在西关查哨时，汽车站有一辆卡车，明天准备去西安接货。于是叫来了汽车站长，吩咐他这辆车不要装货，县政府留作专用。党伯弧连夜照抄毛泽东的亲笔信内容藏在家中，将原信用县政府公函信封装好，封口盖公章，随即又给他同学、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写了一封信，说明事实原委，请他务必将情况转报杨虎城将军。信写完后，一并交于汪锋装入内衣。

第二天清早，卡车开到县政府门前，李谦益带着党伯弧的3名护兵，伴同汪锋上了汽车。汽车刚驶出县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何耀东急忙赶到县政府追问：“听说县政府抓到了一个什么人，咋回事？”党伯弧说：“有一个商人，说他是西安绥靖公署高级密探，可是没有证件，无法辨明真假。我怕惹下祸害，寻了一辆卡车，派人送到西安，让绥靖公署审查去。”何耀东说：“按常规，上面来的人，一般的都和咱们通气，让咱们为他效命。昨晚，我听到李荣德的报告，产生了怀疑，所以赶来问你。”人已送走，他也无可奈何，只得悻悻离去。

联合抗日垂青史

“押送”汪锋的汽车一直开到西安绥靖公署。汪锋将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连同党伯弧的信转交给王菊人。王菊人将信递给杨虎城，杨虎城立即派军法处长张依中前去接待。毛泽东在致杨虎城的亲笔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两万，所谓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汪锋又将给杜斌丞、邓宝珊的信分别递交给本人。

杜斌丞

邓宝珊

毛泽东同志在给杜斌丞的信中写道：“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杜斌丞非常激动，诚恳地向汪锋介绍了杨虎城、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情况，并对如何合作提出了中肯建议。汪锋随后与杨虎城多次秘密接触，圆满完成了谈判任务。双方达成实行局部停战，建立西北大联合，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以逐步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协议。年初，杨虎城派杜斌丞与共产党代表联络，表示愿与中共联合并与红军互不侵犯。杜斌丞把杨虎城的意见传达给当时的中共陕西地下组织。8月，毛泽东同志再次给杜斌丞写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虎臣（即杨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杜斌丞感激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主动帮助、配合共产党在杨虎城部开展联络工作。后来，汪锋也被中共中央派到国民党西北军（第十七路军）从事秘密工作，任中共特派员。

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信稿

汪锋过长武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局势极其复杂紧张的情况下实现全国抗战时局转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促进了张学良、杨虎城思想的转变和对中共抗日思想的认识，经多方斡旋，促成谈判，增进互相信任，奠定了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三位一体”局面。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国家、民族的危亡关头，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光辉里程。毛泽东同志致张学良、杨虎城的亲笔信，表达了中共抗日思想，并为张学良、杨虎城所接受，成为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倡导爱国思想和民族团结主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影响深远。中国共产党爱国统一战线思想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结束了长达十年内战，为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创造了条件。由此，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脚踏中国大地，肩负民族希望，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洞察国际形势发展，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用铮铮铁骨保卫家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撰稿：尚文华马思源编辑：曹梅

审核：陈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