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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锋身负使命乔装面见杨虎城
年，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工农红军会合。为了中华民族危亡，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壮大和发展，中共中央发表了抗日救国纲领，呼吁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前，汪锋曾任中共陕西地下省委军委书记，在杨虎城部队做过兵运工作。跟杨虎城部张汉民旅长（中共党员）、阎揆要（中共党员，黄埔一期生）等中共党员有从上海中央转接的组织关系。汪峰一直从事领导与参与陕西的统一战线工作。汪锋
年12月5日，毛泽东主席分别致书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长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潼关行营高级参议杜斌丞，信中分析日寇侵华的严重形势，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议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与红军首先实行局部停战，建立西北大联合，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汪锋与东北军、西北军有接触，情况比较熟悉，中央与毛泽东决定由汪锋同志前去送信并做联络工作。
汪锋拿到毛主席和彭德怀分别写给杨虎城将军、邓宝珊将军和杜斌丞高级参议的信，将这些信和党的《八一宣言》缝在一件长棉袍里，穿在身上，扮成讨账先生，离开了中央驻地。
经过张村，赶到关中特委所在地正宁县南邑村。关中特委从边区调了一些地方干部座谈周边情况，决定汪锋同志从彬县与长武之间出苏区，然后从长武向西安进发。选择这条线路，主要原因是长武县长党伯弧受其父影响，对杨虎城十分忠诚，倾向进步，而且，汪锋早在年就认识党伯弧。加之长武驻军比较薄弱，虽有民团，晚上不出来活动，因而安全系数较大。汪锋把信件藏在棉衣中，从关中起身，当晚赶到彬县北极地方干部赵洪家中。第二天,赵洪找到一位在苏维埃政府工作的人为汪锋带路，从北极镇出发，徒步跋涉，过了泾河，到达相公镇。
在穷乡僻壤，汪锋身穿棉袍格外引人注目,县政府便衣特务李荣德和电话管理员发现后，想勒索钱财，拦路盘查。在进县城的路上，汪锋和特务边走边聊，探听情况，思考怎样和党伯弧周旋。汪锋决定先与党伯弧见面，争取支持，再设法顺利到达西安。于是他给党伯弧写了个便信，说奉杨主任之命，有要事相商，请党县长出城相见。
送信的人把信交给党伯弧的亲信、自卫团中队长李谦益。李谦益到西关把信交给了党伯弧。下午六时左右，党伯弧带领亲信来到北外的土岗旁边，见到汪锋后，党伯弧示意随从离开。汪锋从容地对党伯弧说明来意，简略地讲了红军主力到大西北后的形势，以及蒋介石不信任并削弱西北军的事实，并告诉党，杨将军同中共已有来往，这次去西安关系国家抗日大局，也关系到西北军的前途，请党县长鼎力相助。党伯弧见汪锋态度诚恳，很受感动，但因左右耳目甚多，不便深谈，只说可以商量。汪锋直爽地提出用“押送”的办法，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党伯弧匆匆离去，汪锋随便衣特务进了县城，被李谦益安排在县政府东侧的岗楼上，派出岗哨，以防外人接近。
在大革命时期，李谦益是渭北师范的进步学生。他转告汪锋说:“我与县长是同乡、同学，请不要顾虑。他一定设法把你安全送到西安，请放心!”当晚,汪锋在碉楼内约见了党伯弧，谈话中间，汪锋进一步分析当前的革命形势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党伯弧点头称是，还说“一定想办法平安地送你到达西安。我顾虑你来的事两个特务知道，不好保密。长武到西安将近四百里,万一途中出个岔子就不好办了。你说的押送方法不妥，有损友人的尊严，有失乡亲的友谊，还是另想方法比较好。”
汪锋坚持认为“押送”为上策，继续隐瞒真实身份，可保一路平安，否则，消息露了，误了大事，那就麻烦了。押送是名义，护送是实质，可以做到两全其美。
党伯弧觉得汪锋说得有理，便欣然应允。离开碉楼，党伯弧连夜与李谦益、邢志刚二人商议，缜密部署，统一口径，以免别人看出破绽。李、邢二人只知道“押送”的人是杨将军的部下，而不知道是毛泽东派去的人。原计划调一辆军用车，又怕声张，弄巧成拙。正在为找汽车发愁时，李谦益猛然想起查哨时，在汽车站发现一辆卡车第二天去西安接货。他想，坐这辆卡车，又快又安全。于是叫来了汽车站站长，对他说这辆车不要装货，县政府要专用。
党伯弧又给他的同学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写了一封信，说明原委，请他务必转报杨将军。
第二天清早，卡车开到县政府门前，李谦益带着党伯弧的三名护兵，伴同汪锋上了汽车。汽车刚驶出县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何耀东赶到县政府追问:“听说县政府抓到了一个什么人，咋回事?”党伯弧说:“有一个商人，说他是西安绥靖公署高级密探，可是没有证件，无法辨明真假。我怕惹下祸害，寻了一辆卡车，派人送到西安，让绥靖公署审查去。”何耀东说:“按常规，上面来的人，一般都与咱们通气，让咱们为他效命。昨晚，我听到李荣德的报告，产生了怀疑，所以赶来问你。”人已送走，他也无可奈何，只得悻悻地离去。“押送”汪锋的汽车一直开到西安绥靖公署。汪锋将信转交给王菊人。王将信递给杨虎城，杨彪城立即派军法处长张依中前去接待。
当晚，杨虎城打开毛泽东来信阅读。
信中写道：
毛泽东，彭德怀给杨虎城的信?（全文）
虎臣先生总指挥阁下:
从徐向前同志处，知阁下曾与通南巴红军有某种联系，因阁下不顾信义，杀戮徐方代表，是以有汉中之役。徐海东同志亦云，如阁下不派唐嗣桐，张汉民等，过为己甚，则消灭唐张二旅之事亦不至发生。敝军由南而北，志在抗日，张学良卖国成性，于其百零七师，百一十师覆灭之后，复令董英斌率五师之重侵入苏区，敝军初到陕西，未遑宁处，聊一还击，即得枪四千余枝。俘虏五千余人，董英斌深夜逃回合水。鄙人等近日函董谓此仅对卖国将军略施警告，劝其及早改图，反蒋抗日，警告之不听，则其后患不堪设想。乃闻阁下之孙，冯两师，亦由陕南向陕北开进，诚不识是何居心?如言保境，则鄙军并无问鼎长安之谋。如言进攻红军，则不计何立中，刘翰东，牛元峰，沈克等之惨败，宁不计唐嗣桐，张汉民之覆辙。如言陕西，则阁下卧榻之侧，眈眈者究是何人?蒋介石四十余团久已深入陕甘，张学良主力近更陆续入陕。邵力子手无寸铁，阁下已为之惴惴不安，倘易之何柱国或张学良手下任何一人，则阁下之靖绥主任，地方权利，当有存乎?冯钦哉已为蒋介石拉去，孙蔚如能保其不为冯钦哉第二乎?如言国家，则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椎心，一至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日本而无蒋介石，则吞并华北灭亡中国之诡计不得售，蒋介石而无日本，则其卖国家戮民众祸军队排异己之奸谋不得逞。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离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万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共进，则可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此政府应有适合民心统一意志之十大纲领，具见十二月一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发宣言。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
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迎地，勉之片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专此布臆。
顺致
勋祺
毛泽东彭德怀??年12月5日
与杨虎城将军的谈判，是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刚到西北，由中共中央毛泽东亲自策划和领导的，奠定了“西安事变”时“三位一体”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共产党才有了做通张、杨二人工作的保障，才能发挥重要作用。
杨虎城
汪锋是具体做“三位一体”工作的第一人，他的作用是十分重要与突出的。
在解释杨虎城部警三旅与红军作战被歼、旅长张汉民被杀的问题上（警三旅被歼时汪锋受上级委派去联络红军和张汉民部的途中，汪锋向红二十五军说明情况时却未得对方信任被扣押，张汉民等中共党员牺牲，年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张汉民同志被中央追认为革命烈士。）
汪锋诚恳审时度势与杨虎城交流基本上消除了杨虎城对红军的疑惑，据杨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先生生前回忆，“和汪锋会谈后，杨虎城将军亲口对他说，以前和红军发生的都是误会”。
汪锋代表共产党在和杨虎城将军王菊人秘书进行了多次商议后，确定了合作的4项协议：
1、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紧密联系；
3、十七路军在适当的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至此汪锋为中共中央立足站稳脚跟于陕甘宁地区立下重要功勋。
“西安事变”杨虎城将军见到周恩来时，还提杨虎城部张汉民的事，可见杨彪城对当时红军部份事的心结有多大。
“西安事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契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创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利条件。
汪锋将给邓宝珊、杜斌丞的信分别递交给本人。
毛泽东在给杜斌丞的信中写道:“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杜非常激动，诚恳地向汪锋介绍了杨虎城、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情况，并对如何合作提出了中肯建议。
8月，毛泽东再次给杜斌丞写信:“虎臣(即杨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
杜斌丞感谢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主动帮助、配合共产党在杨虎城部开展联络工作。
杜斌丞
毛泽东给邓宝珊的信，时邓宝珊先生任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长，驻军在与陕甘宁边区毗邻的榆林。他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满，收到毛泽东的信即拥护和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邓宝珊后任改任囯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和陕甘宁边区与共产党建立了非常较好的友邻关系，与王震、南汉宸、续范亭多有联系。对中共开赴绥蒙抗战的白如冰、赵通儒、于占彪与绥蒙工委部队和通过外蒙古与苏联的共产国际通道，对乌兰夫任中共绥蒙工委委员兼新编第三师地下党组织书记等中共坚持抗战部分给予便利支持。邓宝珊因率驻军陕甘边榆林和绥蒙伊克昭盟邻近对成吉思汗陵墓西迁、绥远的蒙古上层抗战王公贵族沙王，沙王领导的绥境蒙政会，女王奇俊峰、巴云英等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
毛泽东给邓宝珊的信
年毛泽东同志给邓宝珊先生的信中寄语说：“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邓宝珊
在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与西北军达成合作后，汪锋出任中共特派员到西北军(第十七路军)从事秘密工作。
震惊中外“西安事变”爆发，事变涉及中华民族整体抗战利益，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也影响重大。
汪锋参与震惊中外“西安事变”多次与杨虎城将军、张学良将军交流，谈判，与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完成了对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至关重大影响的任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汪锋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央与红军立足陕甘边与全面抗战作出了重要重大贡献。
历史丰碑永远记忆着：汪锋陕甘边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功勋。
注：汪锋（.12—.12.12），年12月生，陕西蓝田人。原名王钧治，曾用名王文钊。
汪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抗日战士。
曾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汪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
汪锋原名王钧治。年12月出生在陕西省蓝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投身革命活动。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年冬，他担任县学联主席，领导了全县反对学阀的学生运动，遭反动当局开除学籍。全县学生愤而声援，迫使校方收回除名榜。年，他参加了著名的渭华暴动。年春，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南越秦岭，联络渭华暴动失败后流入冯玉祥部商洛游击师的同志。年秋，被推举为蓝田县委工委负责人。年，在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干部队学习军事，并做地下兵运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同年底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负责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及陕西地方保安团队党的秘密工作。年秋，任中共渭北特委书记，特委改为三原中心县委时，任县委副书记，领导了渭北新字区和武字区的农民暴动，建立了新、武两区游击根据地。
年3月，任红二十六军代政委，与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并肩作战，参与领导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因战斗负伤，回西安治疗。同年任陕西省委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领导了汉中南区的分粮斗争，以及北山、南山两区的游击战，发动了安康起义，参与领导了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的创建工作。
年7月，调上海中央局军委工作。年春，奉中央局指派回陕南与杨虎城警备第三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及红二十五军联系。因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张汉民被误杀，汪锋遭拘禁。他坚持原则，同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年7月，他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10月，被错误肃反关押，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由中央释放。
年12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委派汪锋同志以红军代表的名义，持毛泽东、彭德怀同志分别致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只身前往西安，同杨虎城将军会谈。汪锋同志历经艰险，克服困难，不辱使命，与杨虎城将军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达成了协议。
年9月，受周恩来同志委派，汪锋同志赴十七路军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在杨虎城部特务二团团长、共产党员阎揆要的协助下秘密建立团党委，设立秘密电台，传达、贯彻了周恩来同志关于不在杨虎城部搞兵变，加强与杨团结，促进杨内部团结，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汪锋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参加了我党解决事变的有关工作，并奉命前往陕西潼关协助杨虎城部特务二团抵御国民党亲日派的进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又受周恩来同志委派，以特派员的身份，前往蓝田杨虎城新组建的独立旅，协助旅长、共产党员许权中在秦岭布防。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汪锋同志随许权中旅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在驰援忻口战役中，与日军血战。战斗中该旅党员表现英勇，组织出色，受到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评价。
年，汪锋同志回陕西省委工作，先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军事部长、关中地委副书记、统战部长、警备第一旅副旅长、关中警备区副司令员、保安处处长等职。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正确方针，既避免了关门主义，又保证了党员的质量和组织的纯洁。他参与领导国统区党组织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联系群众，充分利用各种关系，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抗日活动。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浪潮的严峻形势下，他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国统区所有已暴露的党员和干部调回边区学习、整训，保证了党组织和大批党员的安全。他直接领导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党的工作，经过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努力，该部党员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最终使这支在形式上由国民党供给、控制的部队，变成了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这支部队在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战功卓著，解放战争开始前起义，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毛泽东同志曾评价说，十七路军的秘密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年，汪锋同志出席了党的“七大”。年1月，任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领导在国统区整顿、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和武装，建立通畅的地下交通线。年8月，李先念、王震同志率部中原突围，汪锋同志奉毛泽东同志之命，前往商洛地区接应，任豫鄂陕边区党委书记、边区政府主席、军区政委和行政公署主任，领导边区军民很快解决了急需的衣食问题。为挫败十万之敌的“清剿”、“扫荡”作出了贡献。根据中央的指示，他安排地下交通线，冲破千里封锁，将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中原局、中原军区高级干部安全护送回到延安。
年7月，汪锋同志任陈赓、谢富治兵团前敌指挥委员会委员兼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政委，率部南渡黄河，解放豫西，挺进陕南。年6月，任陕南地区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政委，领导陕南根据地军民开展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率部解放了豫西、鄂西北和陕南地区四十多座县城，组建了四个军分区，先后建立了十四个县的民主政权，人口达余万，减轻了西北战场我军的压力，策应了中原战场。汪锋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年9月以后，汪锋同志先后担任中共西北局常委兼统战部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西北民族学院院长。他参与了和平解放西藏和护送班禅回藏的工作。他代表中央政府在甘肃主持了六世嘉木样活佛的坐床典礼。他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在民族自治地区开展民族贸易、医疗卫生等工作，做了许多艰苦的、开创性的工作。
年后，汪锋同志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代理书记。他团结和争取大量党外人士，结交了许多少数民族朋友，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人才。他参与了全国五个民族自治区的筹建工作。他关心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亲自主持了中央民族学院、民族文化宫和西北民族学院的建设。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为巩固党的统一战线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年，陈毅同志率中央代表团进藏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汪锋同志任副团长，协助陈毅同志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特别是对西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年西藏平叛后不久，毛泽东同志要求汪锋同志就西藏的民族、宗教问题进行调查。汪锋同志立即到西藏同西藏工委的同志一起深入调查研究，很快上报了调查材料，为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西藏的民主改革作出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年，为了研究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汪锋同志到青海作调查，提出了在少数民族牧业区对牧主经济采取和平方法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经国家民委党组同意后上报中央，得到中央的肯定。
年，汪锋同志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他风尘仆仆，奔波于城镇乡村，为促进回、汉民族和睦，发展宁夏民族地区经济做出了贡献。
年1月，在甘肃经济最困难的关头，中央任命汪锋同志为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他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全力以赴救灾。他坚决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他从实际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散农村食堂，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领导全省人民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全省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努力，加之中央及兄弟省市的支援，农业连续三年丰收，产量翻了一番，扭转了甘肃的困难局面。
......
年7月，他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乌鲁木齐军区第二政委、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他率先著文，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坚决拥护、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迅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大批解放干部，支持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实现了粮食连年丰收，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他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关心部队建设，为维护民族团结、促进边疆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年，汪锋同志奉调回京，参与领导中央落实政策和对台领导小组工作。他为许多台胞、起义投诚人员、文化界人士和在战争年代支援过革命的各界朋友落实了政策；还不辞辛劳为他们妥善解决工作、户口、住房、就医及子女就业等问题。他坚决贯彻党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积极开展对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的工作，为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关心支持文化事业，在指导话剧《西安事变》的创作过程中，率先倡导在话剧、电影中直接出现毛泽东等领袖形象。并提议在全国挑选能扮演领袖人物的特型演员。
年4月，汪锋同志被增补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为人民政协事业和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汪锋同志衷心拥护党中央的领导，积极参加统一战线、民族团结和扶贫济困等各项活动，多次为灾区捐款。他关心下一代教育。他一贯关心和支持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为十七路军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党史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汪锋同志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汪锋同志献身革命70余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国家的民族团结贡献了毕生精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陕西地区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红军的创建人之一，是豫鄂陕边区、陕南根据地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是西北地区党的统战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建国后长期担任西北省、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为西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汪锋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他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兢兢业业地为党和人民忘我工作。他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富于牺牲精神，顾全大局，工作严谨勤奋，对党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他胸襟宽广，为人厚道，待人真诚，善于团结同志，勇于承担责任。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实事求是，关心干部，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劳任怨，不尚虚名。接触过他的同志无不为他开朗豪放的性格、肝胆相照的风范和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精神所感动。许多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代表人物、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各界朋友，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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