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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打开长武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早在2-8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古人类繁衍生息,中华文明的曙光在这片神奇的大地上普照。进入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如雨后春笋般在泾黑二河两岸茁壮成长。多年前，周祖公刘率部族迁居到此，创造了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光辉历史。公元前年，秦太子扶苏在此筑城，设立鹑觚县。汉唐时期，这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旱码头”，响彻着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声音。春秋代序，岁月更迭。从宋元明清到如今繁荣昌盛的新时代，这片土地在栉风沐雨中一路走来，虽历经沧桑但文脉永续。

近期，长武发布将陆续推出“历史印记”长武的历史与文化线上文物展览，让全县人民感知这片高天厚土的文化脉络，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热爱这片土地，建设大美长武。

魏晋南北朝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主要分为三国（曹魏、蜀汉、东吴）、西晋、东晋和南北朝时期。三国时，我们长武属于曹魏政权管辖范围。公元年司马炎代魏称帝（晋武帝），建都洛阳，史称西晋。公元年灭吴，统一全国，秦汉以来的分裂，至此再度统一。但是晋武帝死后不久，宗室之间爆发「八王之乱」，曹魏以来入徙塞内的游牧民族也乘机起兵称帝，全国又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史称五胡乱华。年，晋朝宗室司马睿于建康称帝，东晋建立，据有中国南方的领土。这个时期长武隶属过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胡夏几个政权。北朝时，长武归入北魏版图。北魏国力强盛，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年迁都洛阳，进行一连串的汉化运动，但因种种因素，却造成汉化与反汉化两大阵营的对抗，引起「六镇之乱」，瓦解了北魏王朝。公元年北魏分裂成东魏与西魏，隔黄河而治，北魏分裂后我们的先祖成为西魏的臣民。因为长武这个地方南临宜禄川，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宜谷宜酒且宜诗，所以在西魏时改称宜禄县。公元年，西魏大将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夺取西魏政权称帝，史称北周，建都长安，我们的先祖又成为北周的臣民。北周武帝宇文邕去世后，汉人杨坚掌握朝廷，通过授禅北周静帝宇文阐建立隋朝，经营八年之后，发兵灭南陈统一中国。开创出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隋唐帝国。东汉时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丝绸之路与佛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大月氏建立了横跨中亚印度的贵霜王国，对推动佛教向中国的传播更是起了主要作用。魏晋南北朝的多数统治者是欢迎佛教的，他们认为佛教可以引导百姓崇德向善，这样就可以天下太平。因为佛教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为此提供了较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汉族传统儒学等信仰更为丰富的精神资源,为形成超越民族和国家限制的身份标识以及超越文化差异的认同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同时，佛教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为劳苦大众和精英阶层提供精神资源,弥补了当时精神的空虚和秩序的缺乏。由于佛教的神圣化机制,也为信仰者提供了神圣的身份,为打破民族文化的藩篱和界限起到了积极作用,促使中华民族如同奔跑在草原上的骏马，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也为收复人心、南北统一，走向大唐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六国时，哪个政权能拥有一位大德高僧，便可以很好的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西域高僧被各朝皇帝争抢，为了争夺高僧鸠摩罗什，前秦、后秦、后凉等国竟然发动了两次战争，这个现象被称之为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著名文化大师余秋雨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必修课》中讲到：“为了争抢一位文化人，一位哲学家、一位佛学家、一位翻译家，居然一次次派出重兵争抢，而且争抢的路途又非常遥远。这样的中国，虽然有点儿荒唐，却让我感到骄傲。这样的中国，一定会孕育一个伟大的时代。北魏王朝的君主们也将自己的治国梦想和释家文化连接起来，通过慈悲为怀的广阔心胸让天下在这里大同。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孝文帝时，全国有寺院六千多所，僧尼七万七千多。到了北魏末期，全国已有寺院三万有余，僧尼共二百万。经考证，我们长武在这个时期建有许多的佛教寺院，一些佛教信仰者会为自己在寺院里供养一尊佛像。一是让自己对一切事物心生礼敬之心；二是见贤思齐，向佛菩萨学习，激发自己高尚的志趣；三是见到佛菩萨的形像，就想起佛菩萨的教训。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批北魏北周的佛教造像是丁家直古村村民翻地时发现的，距离地表较浅。据专家推断，北魏时期这里可能有一座寺院。因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大的灭佛运动，一些僧侣为了不让佛像受到破坏，所以偷偷埋进土里，幸运的保存到了今天，让我们现代人还能看到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背屏式造像北魏时期。通高30厘米，宽18厘米，厚10厘米。主尊佛像居中结跏跌坐，佛头束球状高肉髻，大耳不及肩，面相方圆。身着通肩袈裟，衣纹叠密。背光上雕刻六身飞天，每身造型为三角形图案。佛头光为椭圆形莲花瓣图案。座下有浅线刻莲花瓣图案一排。这一造像的色彩保存较好，佛、飞天头发均为黑色，佛袈裟之红色和飞天衣之红、黄色仍十分鲜艳。郭始树造像碑北魏神龟元年（）。通高17厘米，宽13厘米，厚5厘米。背龛式造像。中心开一拱顶龛，龛内有多宝、释迦并坐像，二佛并坐于长方形佛床上。龛额刻三叶忍冬纹。龛外两侧刻供养人郭始树夫妻像。郭伏安造像碑北魏延昌二年（）。通高53厘米，宽30厘米，厚9厘米。背龛式造像。主尊为交脚弥勒像，头戴宝冠，眉弧弯，面部清瘦。耳垂较短。着贴体佛衣，衣褶细密，腰系带，交脚坐，两侧有护法狮。龛内壁有舟形火焰纹背光，龛楣为尖拱形。龛内两侧有二弟子。龛楣之上有四飞天，飞天之上刻一排并坐八坐佛。龛外左侧刻文殊，题记为“此是文殊佛”；龛外右侧一弟子像，题记为“比丘僧崔”。龛下有一条绹索纹饰带，其下右边刻供养人郭伏安像。其左为题记和发愿文：“延昌二年岁在癸巳十一月辛亥朔二壬子弟子郭伏安为己身敬造一石弥勒像一伛（躯）愿心开退转志无余想龙花（华）三会愿在初□公果成就所愿如是。”其右为供养人题铭“清信士郭供养佛时。”毛阳造像北魏景明元年（）。通高77厘米，宽37厘米，厚15厘米。背龛式造像。下部断裂。中心开一长方形龛，龛楣刻双龙。龛内主尊佛像束高髻，面残佚。袈裟贴体，衣褶细密。结跏跌坐于方座上。座下有二护法狮子。狮头顶上有二胁侍菩萨，头戴高冠，宝缯从头后绕两臂垂下，腰系带，两手合十。龛楣以上背屏处刻有五层图案；中心刻多宝、释迦并坐像，上部又有一小坐佛，均有桃形背光；第二层为三叶忍冬相互缠绕一周；第三层为七尊坐佛，各有桃形背光；第四层为十个飞天；第五层为边沿，刻三叶忍冬一周。供养人为毛阳等五人。龛下刻供养人像及姓名。

比丘僧法慧造像碑

北魏延昌二年（）。通高53厘米，宽44厘米，厚8厘米。背龛式造像。中心开有拱顶龛，龛楣有两龙，龙上有圆形尖顶三叶忍冬纹饰，两侧立二弟子。主尊佛像头束高髻，有头光及背光。身着贴体袈裟，衣褶细密。两侧立二胁侍，头束高髻，有背光。佛座两侧雕二护法狮。龛外两侧上部刻二飞天，左侧下部有一立佛，右侧下部有一道者像。碑顶端刻一排15尊结跏跌坐小佛像。龛下为一条绹索纹饰带，其下有上下两排供养人像，每排各20人，均刻有姓名。上排居中着佛装者为“比丘僧法慧”。碑左侧面上下共刻五层9位供养人，右侧面题款为“太魏延昌二岁在癸巳十月壬仵（午）朔廿二（日）癸卯造”。其下还刻有二供养人。现藏于长武县博物馆。北周晚期造像北周时期。通高44厘米、宽27厘米、厚8厘米。背龛式造像。中心开一方拱形龛，龛内一佛二弟子。佛束高髻，面相方圆，双耳不及肩，结跏跌坐于佛床上。左手掌心向外，手指向下，施与愿印，右手前伸，掌心向外，五指向上，施无畏印。大衣下摆以下裙裾分多重皱褶下垂覆盖佛床。龛楣内刻火焰纹饰。龛下部已打磨光平，并刻有方格，但尚未刻字。长武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由之路，商业的兴盛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泾河、黑河流域出土了大量的佛教造像。特别是我们看到的这批佛教造像，它们保存基本完好，有明确纪年，其造形结构、书法艺术、雕刻工艺均为历代造像之佳品，是我省佛教考古的重要发现，对研究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关中地区佛教发展及造型艺术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朵奇葩,这朵奇葩是在血泪的浇灌中,忍受着剧痛的折磨,努力的茁壮成长,这种来自旷野的力量，为走向大唐积蓄了一股浩荡之气！

来源：长武县博物馆

编辑：李阳妍

审核：王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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