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渠戎国新考
薛方昱
义渠戎国，是春秋战国时陇东、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大国，历时数百年之久，后为秦所灭。本文就它的历时演变、疆域都城、经济社会作一初步考证。一、历史演变义渠，国名也。义渠戎即义渠国之民，属西戎之一。在义渠建国前，义渠戎作何称呼？原居何地，后居何处?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义渠戎，其先为商代的獯育，西周的玁狁。由于该部族信仰犬图腾之故，西周末至春秋初又称其为犬戎。这一部族原居于陇西洮河流域，其族源于羌族一支的狄人。今洮河流域的临洮、康乐等地区上古之时为狄人所居。《后汉书?西羌传》云：“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这里所说的戎，就是居住在洮河流域的狄戎。战国时秦灭狄戎后，在此置狄道县，汉因之。《汉书?地理志》有“陇西郡狄道县。”颜师古注：“其地有狄种，古云狄道”。今陇东泾河流域商代中叶以前为周人所居。《史记?周本纪》：“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豳地就是今天泾河流域的陕西栒邑、彬县、长武和甘肃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镇原、泾川等地[1]。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发现不少先周文化遗址，从而证实周人先祖曾在此居住。但是到了商代中叶，即周祖古公亶父之时，或在此稍前，一个强悍的外族入侵了，并迫使周人南迁岐下。《史记?周本纪》：“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獯育戎狄攻之……。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后汉书?西羌传》言：“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孟子说：“昔者太王居豳，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2］”。从这些文献中我们看到，击败古公亶父的獯育、犬戎、狄人，名称虽异，实为一个部族，即狄人部族。这个狄人部族与洮河流域的狄人部族有无联系呢？寺洼文化的出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目前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寺洼文化是我国商周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的文化。由于在陶器型制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可分为洮河流域寺洼文化和陇东安国式寺洼文化两种类型。从时间上看，前者早于后者，即陇东安国式寺洼文化是洮河流域寺洼文化的晚期遗存［3］。据合水县九站安国式寺洼文化遗址的碳-14测定，时间为公元前±年［4］，这和獯育戎狄进入陇东的时间大体吻合。另据宝鸡竹园沟西周墓中出土的寺洼文化与周文化共存的情况来看，陇东安国式寺洼文化的下限，可能晚到西周早期。［5］关于寺洼文化的主人，早在四十年代，夏鼐先生曾提出是羌人文化的推测［6］，胡谦盈先生认为陇东安国式寺洼文化的居民是獯育戎狄［7］，这些看法是正确的。具体地说：寺洼文化疑为商周之时羌族一支的狄人文化。所谓陇东安国式寺洼文化，则是一部分东迁后的狄人即獯育、玁狁文化，由此可以看出：义渠的先民獯育、玁狁原居于陇西洮河流域，同那里的狄人是有着共同文化的同一民族。文王之时，周人强大起来，伐犬戎、密须［8］，不仅收复了豳地，而且控制了今陇东泾河流域之地，玁狁臣服于周，并随武王伐纣，后被“放逐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9］。”此泾、洛之北，即今陇东泾河上游及陕北洛河上游之地。此后数百年中，玁狁与周人之间虽进行过大小不等的多次战争，但从总的看，玁狁臣服于周的关系并未改变。西周末年，玁狁即犬戎空前强大起来，其中一部分南下关中，助申后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继而东迁中原的伊、洛流域及晋的“南鄙”之地，史称允姓之戎。前人吴承志已经指出：“允姓之戎，为玁狁之后［10］。”这部分东进的犬戎，开始时还很强大，甚至一度左右东周朝廷的局势，几乎又要重演杀豳王于骊山的故事［11］，但后来在同中原诸国的角逐中，逐渐变弱，最后被融于华夏民族。留在原居地的泾、洛流域的犬戎，在东周初期联合诸戎，成立了义渠戎国。从此，西周至春秋初年，活动于泾、洛流域的玁狁即犬戎，被义渠戎取而代之，再不见于史书。说明戎族各部族无定称，往往因时因局地而施名。关于义渠一名，疑为古羌语，本地名也，其意为“四水”，即四条河水相汇的地方。笔者就此曾请教了对藏语深有研究的王俊英、张庆有等同志，均言流行于甘南、川北、青海的“安多”藏语中，仍保留着这一古羌语的古音古义。义渠一词在“安多”藏语中对音为“义”，是数词“四”也。“渠”是名词“水”也，合为“四水”之意。今甘肃宕昌的藏族自称为“羌”，川北一些地方的藏族则自称为“戎”，说明生活在这些地区的藏族与古羌、戎族有着密切的联系，故将一些古羌语保留下来是可信的，查义渠国都所在地的今宁县庙咀坪，恰有马莲河、城北河、九龙川、水磨沟四条水相汇，证明义渠一词在古羌语中为“四水”之意。这样看来义渠是由地名而演变为国名、族名的，这一古羌语地名恰恰证实义渠戎是古羌族的一支。义渠国灭亡后，一些遗民又当作姓氏，如西汉人义渠安国。义渠立国的时间，当在东周平王末年。《后汉书?西羌传》：“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于是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平王在位51年，死于公元前年，这就是说义渠立国的上限在公元前年或在此稍前。义渠立国后，与秦或战或和，抗衡数百年之久。秦惠王十一年，义渠国乱，秦遣兵伐之。义渠遂臣于秦，成为秦的附属国，但义渠并非俯首听命，双方也未停止你争我夺的战争。最后秦国采取诱杀其王、出兵偷袭的办法一举灭掉了义渠。《后汉书?西羌传》：“秦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义渠从公元年前约年立国至公元前年周赧王四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五年灭亡，历时约年。秦灭义渠后，在义渠地置郡设县，义渠戎也就成了秦民。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盖义渠既灭。余众北走，于后为匈奴，居河套南北［12］”。这是因为：义渠是一个定居的农业民族，在秦的突袭下，不可能舍弃旧土而远遁荒漠的塞北；况且义渠国灭亡之前，匈奴作为一个强大的实体，已存在于漠北草原。据西汉刘向撰的《说苑》卷一记载，燕昭王元年（公元前年），昭王问政于郭隗时，郭隗就提到“匈奴驱驰于楼烦之下”，说明义渠灭亡前的40年，匈奴已出现于塞北之地；另从《史记?李牧传》中看到，在与义渠灭亡的同一时期，匈奴已兵临赵国北部边境，赵派名将李牧率军驻守代、雁，以备匈奴，并于赵孝成王初年（公元前年）大破匈奴十万骑。说明匈奴并非是北逃的义渠余众；如上所述，义渠戎及其先的獯育、玁狁、犬戎属羌族体系，语言属汉藏语系，并和周、秦两民族相处近千年之久，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是一个定居从事农业、兼营牧业的民族，是一个与匈奴有着明显差别的另一个民族共同体。当然义渠灭亡后，可能有一些人散亡塞北，逃入匈奴，但这并不能得出义渠就是后来之匈奴的结论。二、疆域都城据《史记?匈奴列传》：义渠在岐、梁山、泾、漆之北。《后汉书?西羌传》说：“泾北有义渠之戎。”又《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云：“义渠戎国，秦为北地郡。”据此，所谓泾北，地当今陇东泾河流域，即西周之太原。义渠国以此为根据地，不断扩张，先后灭掉了地处今平凉西北的乌氏［13］，居今宁夏盐池、灵武一带的朐衍［14］，地跨陇山东西及宁夏陕北黄土高原。其域东至洛河、延河与魏相邻，南至岐、梁二山与秦相接，西至陇山以西的今葫芦河与清水河中、上游之地，西北至黄河，北至今毛乌素沙漠南缘。其地望相当于今甘肃陇东的平凉、庆阳地区，宁夏的固原、吴忠地区，陕西的延安地区和咸阳市北部的彬县、长武、栒邑。应劭曰：“义渠，北地也。”《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宁、庆、原三州，秦北地郡，战国及春秋时为义渠国之地，周先公刘、不窋居之。”公元前年，秦灭义渠，在原义渠属地及其势力范围内，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三郡，足证其疆域之广。由于国土辽阔，国力雄厚，回旋余地大，故能与强秦对抗四百多年之久。公元前年，秦惠王伐义渠，取郁郅（今庆阳县城）。过了两年，义渠败秦师于李伯。公元前年秦伐义渠，取徙泾二十五城［15］，义渠尚能立于不败之地，说明义渠所筑之城，不止二十五座。所以《后汉书?西羌传》言：“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关于义渠国都的具体地理位置，今作如下考证。（一）揆诸史料，义渠国都应在今甘肃宁县之地。唐代人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在宁州条下记载：“禹贡雍州之域。古西戎地也，当夏之衰，公刘邑焉。周时为义渠戎国……”明《嘉靖庆阳府志》卷十七《古迹》载：“公刘邑在（宁）州治西一里许，周之先公刘居此”，《大清一统志》也在宁州条下说：“义渠故城在州西北。”唐、清二代的宁州治所，就是今天的宁县县城。由此看出，义渠故城在今宁县县城附近之地，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另从西汉北地郡、安定郡一些属县的分布而论，今宁县东南为北地郡的大要县（详址待考），南为泥阳县（今宁县政平），西南为鹑孤县（今陕西长武）。北为略畔道（今合水县城）和郁郅县（今庆阳县城），西北为安定郡的彭阳县（今镇原县蒲河与茹河交汇处的彭阳乡），再西北为安定郡的参县（今镇原县三岔附近），义渠道则是今天的宁县，不可能越上述四周之县而置他处。（二）察其地形，今宁县城西北二华里的庙咀坪，具有建城立邑的地理条件。庙咀坪地处马莲河、城北河、九龙川、水磨沟（又名水门沟）四水相汇之处，交通方便，古为关中通往塞北的咽喉要道。周围董志塬、南义塬、春荣塬、早胜塬辅集，土地平坦肥沃，古代农业发达。座落在庙咀坪的义渠故城，依山傍水，北靠南义塬峁，东临城北河，西接马莲河，南部直伸两河交汇之处，形如半岛，坐北向南，南北长约步，北部宽约步，南部宽约50步，总面积余亩。坪面即城址所在地距河床高约25米，其剖面上部为黄土，下部为青砂岩石质，十分坚固。管子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足用，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规律，道路不必准绳［16］”。庙咀坪正符合古代建城的这些要求。在大山之下，广川之上，高而近水，近水而又不受洪水威胁。该坪为周祖公刘之邑，曾出土大量新石器时代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文化以及齐家文化，在遗址中住室、窑穴、灰炕分布很多，说明早在年前，这里已是人类聚落的优良场所。同时由于它背靠高山三面临水，地形险要，周围适宜农业，成为古代建都立邑的理想之地。（三）观出土文物，证明义渠故城在今宁县城西的庙咀坪。笔者于年曾和《宁县志》主编李升堂，宁县博物馆巩世瑾在实际调查中，在庙咀坪几处因水冲和人为下挖的壑渠中，发现古城墙遗址。夯土层厚约六公分左右，系黑色土质，十分坚硬。城墙走向依自然地形弯曲，呈不规则形。其剖面上筑下削，城西临马连河一段，因人为破坏小，削山痕迹至今犹存。城北与太子冢相接的一段开阔地，有两道深壕，显然不是洪水所冲，而是人工所挖。“纵观中国都城形制，一种城垣依山傍水自然弯曲，可称为自然形。另一种城垣方整，可称为方正形”。义渠故城就属于前者的自然形。该城址内，周至汉代文物十分丰富，比比皆是，俯首可拾。文化层厚一至三米，内中周文化有泥制灰陶盆、豆，夹砂绳纹灰陶鬲、绳纹灰陶罐，夹砂绳纹砖、瓦。特别一提的是这里出土大量夹砂回纹、几何纹图案的方砖，厚约三厘米，经有关专家鉴定，为春秋战国时王宫铺地之砖。与秦都雍城、魏都安邑、齐都临淄、楚都郢城出土的残砖图形一致［17］。出土的秦、汉文物有：灰陶盆、罐、甑、云纹瓦当和“万岁千秋”圆形瓦当［18］。除此，在该城址及附近地区还出土战国时期的铁制短剑及秦汉兵器等物。该城址内各个时期的文化混杂在一起，很难看出文化层的叠压关系，这可能是人们在此累世营邑定居，土层被打乱的结果。义渠故城大概毁于西晋末年，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后，在今宁县置豳州定安县，其城筑在庙咀坪稍北的太子冢，西魏改置宁州，隋时移至今县城，名宁阳城，其城址相沿至今。原定安城改为关，遗址今存。依据上述，笔者认为春秋战国时的义渠国都，就是今宁县城西北二华里的庙咀坪。《庆阳府志》中说的：“义渠故城在州西北六十里”，未提出任何论据。按其里数，应在今董志塬上。《中国历史地图集》年和年两个版本中，都将义渠故城标在今庆阳市附近的董志塬上，与《庆阳府志》之说大体吻合。以地形言之，董志塬为高而平的大原，远离河水，又无险可据，似不可能。今庆阳（原名西峰）市其所以为市，是因为有了电力上水工程，否则也会另当别论。另外，查陇东春秋战国时的故城，如密国都城（今灵台县西四十华里的百里）、共国都城（在泾川县北五华里的水泉寺）、郁郅城（今庆阳县城），均处河谷阶地，作为义渠这样一个大国的都城，当然不会例外。就交通而言，古代关中通往塞北的大道是经今宁县、合水、板桥、庆阳、环县。由此言之，义渠故城在宁县城西北六十华里董志塬上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一是缺水，二是无险可据。三、社会经济义渠国是一个定居从事农业、兼营牧业的国家。具体地说，在其南部之川、塬地区以农业为主，在其北部山区和草原地带以畜牧为主，但不是一个居无定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民族。其据如下：（一）义渠国有着发展农业的良好自然条件。人类自身的繁衍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当时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地处岐、梁二山之北，泾、洛中、上游流域的义渠戎国，由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黄土的土质酥松肥沃，适宜原始旱耕农业的生产，加上黄土的垂直节理，便于先民穴居，故成为我国人类和农业的发祥地之一。陈正祥先生认为泾、渭、洛、汾、沁河流域是中国“农耕和文化的发祥地”、“汉文化的原始中心［19］”。冯绳武先生依据秦安大地湾出土文化，认为渭水支流葫芦河东支清水河谷是“中国旱耕农业的起源地［20］”。另外，陇东庆阳、平凉两地区目前已出土的六百多处新石器遗址，和从这些遗址中发现的不少房屋、窑穴及糜子、油料等粮食作物，足以说明义渠国之地老早就是一个人类定居、从事农耕的地区。义渠之民生活在这样一个当时自然条件较为优越、适宜农业的环境中，从事农业是理所当然的事。（二）义渠是一个具有农耕传统的民族。义渠之先的獯育、玁狁约商代中叶之前从洮河流域东迁陇东泾河流域后，与周人杂居相处，深受周文化的影响，而周人是一个以从事农业著称的民族，所以玁狁在商周之时已掌握了农耕技术，这从獯育、玁狁的陇东安国式寺洼文化遗址中得到证实。合水九站寺洼文化居民的聚落遗址，地处河谷第二阶段，面积达平方米，出土有大量房屋、窑穴及陶器。并在陶器的底部重复地发现谷物痕迹［21］，说明獯育、玁狁在商周之时已是一个定居从事农业的民族。我们还从年出土于陕西长安县下泉林的《多友鼎》铭文中看到，多友率领的周军，仅在两次战斗中缴获玁狁战车辆。另外从甘肃庄浪县徐家碾寺洼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铜钱、铜戈、铜矛、铜刀、铜铃、铜镯、铜销和陶文或符号［22］来看，玁狁的文化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大体与中原一致或接近。（三）义渠是一个有城郭长处的定居民族。据《后汉书?西羌传》载，春秋末期“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又《史记?匈奴传》言：“义渠之戎筑城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从两传来看，义渠筑城当在东周之时，然另据《诗经?出车》：“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此诗当为西周宣王时作，金文“朔”意为北，朔方即北方之意［23］。联系同时之作的《诗经?六月》：时之作的《诗经·六月》：“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此朔方实指西周的太原，也就是今天的陇东黄土高原泾河中上游流域之地。这里正是春秋战国义渠国之域，可见在义渠地筑城的历史，当上溯西周宣王之时。一般来说，定居是以农业为前提的，没有农业这个物质基础，就不可能长期定居于一地。义渠既筑了这么多的城，说明农业在其经济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四）义渠国已有了纺织品的生产。义渠国之域的豳地，是我国桑蚕的发源地。《诗经·豳风》及《公刘》等篇中，就有多处关于桑蚕的记载。在肯定义渠国是一个定居从事农业的同时，我们并不否认其有发达的畜牧业。《史记·货殖列传》：“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其缯物，间献遣戎王，戎王什倍其赏，与之畜，畜至用谷量其牛马。”《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夷王命虢公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太原戎就是义渠之先的玁狁，说明传统的畜牧业在义渠国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比重。义渠国的社会性质，由于资料缺乏，很难定论。从陇东寺洼文化墓葬中殉人的情况来看，商周之时义渠戎之先的獯育、玁狁已进入奴隶制社会。在习俗上，义渠戎大体与氐羌族相同，如火葬。在《墨子·葬节》篇中记载：“秦之西，有义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在洮河和陇东寺洼文化墓葬中亦曾发现火葬之迹，这和《吕氏春秋·义赏》中记载的：“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义渠戎族源于羌，而不同于匈奴。注释［1］《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也，豳城至此原上。［2］见《孟子?梁惠王》。［3］［4］［5］［7］［21］见胡谦盈：《试论寺洼文化》，见《考古集刊》年第2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三十年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年版，第页。［6］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见《中国考古学报》四册，年。［8］［11］见《史记?周本纪》。［9］见《史记?匈奴传》［10］［12］见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书局，年出版，第9页、第页。［13］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33——34页。［14］《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云：“盐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按：唐代盐州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15］见《后汉书?西羌传》李贤注：“徙泾，县名，属西河郡。”即今陕北东部之地。［16］赵守正：《管子注释》，广西人民出版社，年版。［17］叶晓军：《中国都城历史图录》第一集，兰州大学出版社，年版。［18］庆阳地区博物馆：《庆阳地区文物概况》年铅印本。［19］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年版，第1页。［20］冯绳武：《从大地湾遗存试论我国农业的源流》，见《地理学报》年第3期。［22］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甘肃庄浪县徐家碾寺洼文化墓葬发掘纪要》，见《考古》年第2期。［23］黄盛璋：《玁狁新考》，见《社会科学战线》年第2期。（此文选自《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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