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5-13世纪，晋南地区先后为陶寺类型、东下冯类型和商文化分布区，三种文化相互接替，但内涵不同，此种文化更选乃该地区发生两次居民更替所致。第一次为“后稷逐丹朱”，即夏人的一支一—周人进入晋南，原居于此的陶唐氏之后丹朱被逐；第二次“有汤伐夏桀”、“不烹奔戎狄”，即商人为灭夏而占有晋南，原居于此的周人遁入戎狄之中。文化更使晋南文化出现断层，但整个地区的文化发展并无缺环。
公元前25-13世纪跨越三个时代：龙山时代、夏代和商代前期。晋南地区东、北两面被太岳山、中条山、吕梁山包围。西、南两面为黄河围绕，中部横贯东西的峨嵋岭将其分为两个小盆地，北部汾河下游是临汾盆地、南部涑水流域是运城盆地。
龙山时代晋南分布着两支考古文化：陶寺类型分布在临汾盆地，已发现遗址75处；三里桥类型分布在运城盆地，已发现遗址18处。陶寺类型是由本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直接发展来的，因此是晋南的土著文化。三里桥类型不是本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它的主体分布在黄河以南的豫西和关中华山周围，因此涑水流域的三里桥类型是从豫西、关中延伸到晋南来的一支外来文化，本文不作讨论。
夏代晋南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分布区，已发现遗址42处，其中36处分布在临汾盆地，6处分布在运城盆地。商代前期晋南为商文化分布区，已发现23处遗址，平均分布在两个盆地，其年代绝大多数为二里岗期，只有3处发现有殷墟早期文化层。
这三支考古文化在晋南有共同的分布面，年代前后相接，地层上下相迭，但是三者的文化面统和内涵大不一样，其间所发生的文化更送及其所反映的历史变迁即本文所研究的课题。
一、东下冯类型取代陶寺类型和后稷逐丹朱
在晋南地区东下冯类型文化层直接迭压在陶寺类型文化层之上，但它们的陶器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陶寺类型和东下冯类型的陶器在陶色、陶质、制法、纹饰、器类、造型风格等方面相去甚远，两者显然没有传承关系。陶寺类型的C14年代下限为公元前年，已经进入夏朝纪年，与东下冯类型间已无年代缺环，不可能再插入一个过渡阶段了。这一事实表明，夏朝初期在晋南地区发生过一次文化的更迭。
导致一个地区的文化发生更迭的原因大到三种：一是当地居民因严重的自然灾害而迁徙，间隔一段时间后另一族居民迁入该地。这样造成的文化更迭往往会在两者的文化层之间出现一个无文化遗物的间隔层，两者的年代也不会紧密衔接，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文化更迭与两者之同普遍发现淤泥层，即是一个型例子。二是当地居民被外族征服后被迫接受征服者的文化，或者相反，征服者主动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前者如满清入关后汉族在发型、服饰等方面所发生的文化更迭，后者如北魏孝文帝改革鲜卑族所发生的文化更迭。这样造成的文化更迭，年代、地层都无缺环，但内涵变化往往不会十分彻底。三是当地居民被外族战败逐走，胜利者鸠占鹊巢入主其地。这样造成的文化更迭年代也无缺环，地层也无间隔，但文化面貌的变化十分明显。晋南地区夏初发生的文化更迭就是这样造成的。
晋南的东下冯类型和豫西的二里头类型同属二里头文化，它们的文化内涵基本相同或相近：陶器都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都流行绳纹、附加堆纹，都有器口饰花边和施鸡冠形耳的造型风格，二十多种器物中有2/3以上为两者共有；半月形石镰、扁平石铲、双翼铜镞、三角形小铜刀、猪下颚骨制的骨铲等生产工具和石磬、卜骨等也基本相同；两者都有地面建筑与半地穴建筑，灰坑多呈不规则圆形；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流行仰身直肢葬都发现有乱葬坑。东下冯类型与二里头类型都是夏人的遗存，这一点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是它们还是存在着以下这些区别：
上述这些不同点中，凡是二里头类型具有而东下冯类型没有的，都来自于山东龙山文化；而凡是东下冯类型具有而二里头类型没有的，则是受当地的陶寺类型、三里桥类型、晋中的光社文化和豫北、冀南的漳河型先商文化影响的结果。
二里头类型是由王湾类型中原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的，但与王湾类型相比带有更多的山东龙山文化色彩，因此它很可能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之后形成的夏文化。东下冯类型也是夏文化，但其一至三期基本上与二里头的二至四期相当，说明其年代比二里头类型稍晚，因此它是二里头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传播到晋南形成的④，这意味着在太康失国后有一支夏人从豫西迁到了晋南。由于后羿入主中原后没有继续渡河追击北迁的这支夏人，因此他们就在晋南一直生活到夏朝末年，并始终保持了自身固有的文化模式，没被“夷化”。
在《尚书》的《康诰》、《君奭》、《立政》篇和《逸周书·商誓解》中，周人每每自称“我区夏”我有夏”、“陟禹之迹”“登禹之绩”。有学者认为“周人尊夏”是因为夏、周先祖同源于晋南，果真如此的话，东下冯类型的年代就应该比二里头类型略早，二里头文化也应该从晋南向豫西传播，然而考古发现的事实恰恰相反所以真实的历史应该是夏、周先祖同源于豫西，太康失国后夏人中的一支一—周人避乱迁入了晋南，东下冯类型就是周人留下的遗存。
《史记·周本纪》言：“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集解》韦昭注：“夏太康失国，废稷之官，不复务农。”似乎太康失国时率领周人迁徙的是不宙，其实这是拘泥于“不窋为后稷之子”的说法而造成的误解。《国语·周语》说得很明白：“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谯周按曰：“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戴震《周之先世不窋以上阙代系考》曰：“盖不窋以上，世为后稷之官，不知凡几传，至不窋，然后失其官也。”崔述《丰镐考信录》也说：“不窋之父，乃弃之裔孙袭为后稷者，不窋非弃子也。”他们已经考证得十分明白，在弃与不窋之间世系肯定有缺漏，自弃之后、终夏之世，周人首领世代担任后稷，直至不窋之父，因此不窋去夏奔戎狄的时间决不会在太康之时而应在夏朝末年。再说晋南原为尧都所在地，陶寺类型可能就是陶唐氏尧部落的遗存，迁往晋南也决不是“奔戎狄之间”，所以，夏初率领周人进入晋南的应该是某一代后稷而非不窋。正因为这个原因，晋南才会出现台骀、稷王山、稷祠稷亭、稷王庙、姜原庙等与周人祖先有关的地名古迹。又因为周人与夏人本是同族，而且周人又是故土沦于敌手之后才进入晋南的，所以他们又把崇山、夏县、阳城等与夏族祖先有关的地名古迹也搬到晋南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都把晋南称作夏墟的原因。否则按《世本》所言，禹都阳城“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就得认为东下冯类型是夏文化主体，这就和公认的二里头类型是夏文化主体相矛盾，也和东下冯类型晚于二里头类型的事实相矛盾，而且因为东下冯类型与陶寺类型没有承传关系而使夏文化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当夏初周人进入晋南时陶寺类型先民正生活在那里。学术界普遍认为陶寺类型是陶唐氏尧部落的遗存。《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陶寺类型晚期的年代巳进入夏代纪年，这或能证明夏初陶唐氏在晋南还占有一席之地，但当周人进入晋南后他们被赶走了。《古本竹书纪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东下冯类型取代陶寺类型的事实可以证明：“后稷放丹朱”的记载是可信的，也可以证明东下冯类型就是夏代的先周文化，是不窋之前的周人遗存。
据李民考证丹朱所居的丹水不是陕南的丹江而是晋东南的丹河。对此结论目前还缺乏考古资料予以证实，不过根据太谷白燕二、三期文化的材料可以知道，在龙山时代陶寺类型就曾波及和影响到晋中广大地区，而进入夏代纪年后，与陶寺类型晚期的直口肥袋足鬲、方格纹单把鬲、双耳罐、斝、簋、折肩罐相仿的器物一直远播到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遗址。联系到《舆地广记》中“(周)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的记载，上述事实可能意味着陶唐氏有部分后裔在周人入主晋南时迁徙到了遥远的北方。（备注：另一部分去了江汉地区）
二、商文化取代东下冯类型和商汤伐夏桀、不窋奔戎狄
中原地区二里岗期商文化取代二里头类型是夏商两朝更替在考古遗存方面的反映。夏人和商人是并存的两族，漳河型先商文化是夏代的商人遗存，它的发展水平低于二里头类型，所以成汤灭夏以后，商人一方面保持着本族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接受夏人的文化成果，于是二里岗期商文化就表现出这样一种两重性：体现王朝礼制的制度文化本源于二里头类型，而体现民族传统的文化习俗则来源于漳河型。夏商之际中原地区二里头类型与二里岗期商文化之间的文化更迭清楚地反映了殷革夏命的历史变迁。
晋南地区出土的商代遗物与郑州二里岗出土的遗物基本是一样的，但与东下冯类型相比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上述各类器物中，凡属一方有而对方无的，大多是各自的典型器，这说明使用这些器物的先民有着各自固有的生活方式。小墓葬俗的区别尤其说明两者有着不同的传绕习惯，偃师二里头和郑州二里岗贵族墓所出的玉器、铜器，都是按礼制随葬的，区别不大，而陶器却与各自的小墓相应，是按本族习俗随葬的。二里头类型贵族墓的陶器组合以盉、爵为主，有罐无鬲，二里岗期商人贵族墓则以鬲、盆、簋、斝为主，无罐与盉，这种葬俗的区别意味着墓主族属的不同。晋南地区尚未见有东下冯类型和二里岗大墓的资料发表，但两者小墓的区别和中原地区是完全致的，所以夏商之际晋南地区所发生的文化更迭以及夏商两族的更替同中原地区是一致的。
与夏初夷人没有渡河追击迁往晋南的夏人支系周人不同，夏商之际商人渡河占领了晋南。商汤灭掉葛、韦、顾、昆吾后即进军攻打夏都斟，夏桀亳无准备，不战而逃，汤追桀至鸣条。在鸣条双方决战，夏桀战败，逃至南巢而死。关于鸣条的地望，自古以来有在东夷、南夷、陈留、安邑四种说法。孙淼对此进行辩析，认为前三说皆不可信，鸣条应在晋南安邑西。他的考证是有说服力的。夏桀败走晋南，一则因为商汤是自东向西进攻的，二则因为生活在晋南的周人本是夏人的同族。夏桀以晋南为后盾企图东山再起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商汤未容其喘息，穷追不舍，直至鸣条，一举将其歼灭。夏桀死后夏王朝灭亡，晋南的夏遗民有一部分被融入商人之中，因此夏未晋南出现的文化更迭与夏初出现的文化更迭有所不同，晋南的二里岗期商文化含有不少与东下冯类型相似的文化因素，如陶器都以泥质灰陶和类砂灰陶为主，纹饰都以绳纹为主，都盛行圓底器，都使用菌茹状陶垫，两者的深腹盆、深腹罐、贯耳壶、折肩尊、盉、平底爵、蘭、甑、器盖等器形都相似；灰坑都以圆形为主，水井的断面都呈长方形；小墓都是竖穴、土坑、单人葬，都发现有乱葬坑等等。东下冯类型与陶寺类型之间没有传承关系是得到公认的。东下冯类型与晋南二里岗期商文化之间却颇多相似之处，这就使有的学者得出东下冯类型不是夏人的遗存，而是早商文化的结论。
晋南与冀南隔太行山毗邻，早在夏代，东下冯类型与漳河型先商文化就互有影响，如东下冯晚期出现的细绳纹的形制与邯郸漳沟出土的陶鬲十分相似，而后者被视为郑州二里岗下层陶鬲的祖型；磁县下七垣出土的花边口沿罐、小口尊、带扁三角形足的罐形鼎形制也与东下冯类型所见的相似。东下冯类型与晋南二里岗期商文化之所以有较多的相似文化因素，一则因为两者有传统的文化联系，二则因为商人占领晋南后接纳融入了一部分夏遗民。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夏遗民都投降归顺了商人，他们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人逃向北方，其中不乏留居北方继续与商人为敌者，如后来甲骨文中所见到的土方可能就是夏遗民，而原居晋南的周人这时也北迁散居到戎狄之中，《史记·周本纪》言“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就是这次历史事件的记载。晋南地区在夏商之际发生的文化更迭，正是这场历史变迁在考古遗存方面的反映。
夏商时代的先周历史可以分为四段：第一段从弃至不窋，第二段从不窋至公刘，第三段从公刘至古公，第四段从古公到武王。在陕西的长武、岐山、武功、长安等地现已发现第三、第四段先周文化遗存。据本文分析，晋南的东下冯类型即第一段先周文化，惟独第二段目前还是是个缺环。笔者认为，第二段先周文化之所以不见是因为商人追击夏桀入主晋南、不窋率周人北迁奔于戎狄之间的缘故。由于徙居戎狄之间的周人人少力薄，而且散居于戎狄之间，很难保持原有文化形态不变，因此现在还无法确指哪些考古遗存属于第二段先周文化。不过笔者坚信，先周第二段时期的周人应当生活黄河两岸的晋中与陕北一带，第二段先周文化遗存应在这个地区寻找。
垣曲与东下冯各发现了一座二里岗期商城遗址。垣曲商城南墙残长米、西墙残长米，面积约12万平方米。城内发现成片夯土建筑基址，可能是宫殿区；城外发现有二道城墙，可见防卫之坚固。东下冯商城只探出南墙长约米，城内南部发现十余座排列有序、东西成行、直径10米左右的圆形建筑群体，其结构特殊，很象是仓库。垣曲与东下冯商城的结构与特点显示出这里是商人的边鄙重镇，商人占领晋南后即在此地筑邑移民镇守，表明晋南处于夏商两族冲突的前沿。如果夏桀不是以晋南为依托败走鸣条，如果周人不是夏人的同族支系，如果散居在晋中以北的夏遗民不再继续与商人为敌，那么晋南也决不会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
持商族源于晋南说的学者中有人认为，垣曲商城是成汤“从先王居”之亳。只要把垣曲东下冯商城的规模与同是二里岗期的偃师、郑州商城比较一下就能知道，后者才是王朝都城，而前者只能是方国城邑，但因为晋南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商王派自己的本族同宗去镇守。晋南远离商人故土和新都(偃师与郑州商城)，为了团结族人，为族人树起精神支柱，他们会沿用与祖先有关的地名，营建纪念祖先的建筑，于是晋南便留下了“蒲(亳)州”、“亳城县”、“亳村”、“亳清河”、“汤王坪”等地名古迹。晋南曾是尧都，又曾是夏人支系周人的居地，商人不可能发源于晋南因此，晋南的这些与“亳”有关的地名，只能出现于二里岗期商人进占晋南之后。如果据此而认为商族发源于晋南，那么实在是一种误解。
夏商之际在晋南发生的这一场历史变迁是商、周两族结怨的根源但周人力量弱小，不得不用韬晦之计装出臣服商王的样子，这从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是看来他们世世代代都未忘复仇，一旦力量聚足，时机成熟，便由文王和武王实现了这一宿愿。
公元前25-13世纪晋南地区的文化发展是连续的，中间不存在缺环，龙山、夏、商三个时代文化遗存的内涵却是不连贯的，出现了文化更迭。文化是人创造的，人是文化的载体，某地如果出现了这种文化更迭，那就意味着该地居民发生了更替。由于居民的更替，一地的文化往往是由不同族的先民层累地创造的，而不是仅由同一族居民先后创造的。因此，在这些地区虽然存在着文化的断层，却不存在文化的缺环，公元前25-13世纪晋南地区的文化更迭及其反映的历史变迁，即为一证。
万物简史作者叶文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