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是中国疆域稳固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伴随西北地区行政建制的逐步完善，交通体系也形成系统。除京师通西北的“皋兰官路”，沿明长城东起京师，西展至肃州、酒泉军站的北边道路也进一步形成。交通道路的开辟，加强了西北与东南省区的贸易往来，清前期在官方贸易主导之下，逐渐形成统一、规范的市场体系。以西安、泾阳、三原为全国性东西货品的加工与转运中心，以兰州为二级货物分销点，以西宁、哈密、宁夏、古城等地为三级批发市场，形成西北地区大宗货品茶叶、布匹、海岱杂货、西北地区毛皮、药材的东输西运中心。乾隆以后，伴随官方贸易逐渐减弱，商人力量加强，这种市场体系更加稳固，直到近代，开埠通商、铁路运行以及西方商行的介入才逐渐改变这种贸易格局。西北五省经济上的一体性进一步促成地区行政体系的整合，建国初期中国行政大区规划方案将西北五省作为统一体，主要基于五省经济结构的一体性。

西北五省作为统一的地理区域即西北地区，始于民国时期，民国开发西北，曾对西北区域进行过不少定义，然各方见解多有不同，－年中国第一次行政区划方案出台，正式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划定为西北五省，统一的西北地区概念最终确立。但是就区域格局的形成来讲，统一的西北地区概念应源于清代，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结果。清代西北地区开发的不断西进，陕甘总督与西北政治上的一体性成为这一区域经济开发的有力保障，而交通体系的完善又促成了这一区域经济与文化的往来与传播，尤其在官方贸易控制之下，西北各省区经济上互相依存，这是今天所谓西北五省区域概念成立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一下清代西北地区经济一体化与市场体系的形成，借此增加对西北地区经济一体性的理解，不当之处，敬祈斧正。

一、政治一体性：陕甘总督与清代西北的政治格局

清朝初年，西北地区政治还不稳定。年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起新的王朝，伴随一系列的征伐战事，西北地区也归入其掌控之中。西北地区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区，清初我国北方主要分布着蒙古部落，其中包括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先后臣服于清，而位于今西北地区今新疆境内的漠西蒙古各部始终游离于大清王朝的控制之外，其中以准噶尔部的实力最为强大,

康熙年间,准噶尔在其首领噶尔丹的推动下在西北展开了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先后吞并了内蒙古、漠北蒙古诸部,史称“兼并四部,蚕食邻封”。至康熙二十三年(年)时,噶尔丹已完全控制了西北且“威令至卫藏”,其疆北达鄂木河,西至巴尔喀什湖以南,东至鄂毕河的中亚地带,并公然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的分裂要求，双方关系破裂，清朝开始了一场历经康雍乾三朝的平叛战争。

由于西北地区不同于内地，民族结构复杂，生产方式多样，文化与风俗习惯差异较大，因此，清政府在这里实行了有别于内陆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

首先，重点加强了西北地区军事的管理。清初在全国设13将军，后改为14员。康熙元年（）在陕西设立了陕西驻防将军，驻西安。初入西安时号五千甲马，连同眷属计二万多人，至雍正时满、蒙、汉军八旗马步兵等共计一万多人，兵丁眷属达七万三千五百人。西安驻防兵丁的数目大大超出内地与沿海地区。顺治六年（）西安修筑满城，为纯军事性质的八旗驻防城，占西安城范围的四分之一强。康熙二十二年（），又在满城之南修筑南城，将西安城东南隅辟为汉军驻防区。

除八旗驻防官兵，陕西还有绿营兵分布各地，乾隆二十九年（）陕西绿营兵营增至60余处，分防汛地约多处，遍及各地，在固原设提督一员，延绥镇总兵官一员，河州镇总兵官一员，汉中镇总兵官一员，均受陕甘总督节制。

伴随西北地区底定，甘肃的军事系统也逐渐建立，雍正三年（）增设宁夏将军，乾隆二年（）又在凉州府设将军一员，庄浪设副都统一员，均驻有八旗军队。此外，甘肃的绿营兵数额也非常多。

新疆地处边陲，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便于统治，清政府在总结历代治边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军府制度。在伊犁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为执掌新疆军政事务的最高长官。伊犁将军统辖全疆事务，为正一品（乾隆三十三年改为从一品），由满人或蒙人担任，伊犁将军下辖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职，分驻各地，管理当地的军政事务。其下又分四大区，伊犁参赞大臣辖区、乌鲁木齐都统辖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辖区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辖区。四大区军政事务俱受伊犁将军节制。军府制度是清政府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一个创举，在边疆地区管理体制上实现了军政合一，更大程度实现了政令的统一。

其次，完善了西北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清因明制，在地方上设置承宣布政使司，简称省或行省。光绪十年以前，西北地区共设二省，即陕西省与甘肃省。甘肃原是明代陕西布政使司及陕西行都指挥使司辖地。至康熙时期，鉴于西北“疆域日开，甘肃遥隶陕西不免鞭长莫及，酌兰州为全陇适中之地，特建立省城，移设府治”，甘肃行政因此发生重大变化。康熙二年（），裁卫所八十五，以陕西右布政使司分管临洮、巩昌、平凉、庆阳四府；六年（），改陕西右布政司为巩昌布政使司，驻巩昌；八年（），又改巩昌布政使司为甘肃布政使司，同时将治所从巩昌移至兰州，领四府九州二十八县。乾隆二十九年（年），裁撤甘肃巡抚，以陕甘总督驻兰州，行巡抚事。乾隆三十八年（）,又于巴里坤置镇西府，置迪化州于乌鲁木齐，仍归陕甘总督管辖。清初甘肃行省辖区相当于今甘肃、宁夏两省及青海、新疆东部地区。总督一职初设于陕，顺治二年设陕西总督，后屡经变动，为陕甘总督、川陕总督、甘肃总督等。乾隆二十四年（），将陕西改归四川总督统辖，甘肃专设总督，后因西北战事，一切军需多由陕西运往甘肃，为方便起见，着令所有陕西事务由甘肃总督统管，二十五年（）朝廷下令，改甘肃总督仍为陕甘总督，统辖陕、甘二省，延续至清末再未变动。甘肃布政使司的设置标志着甘肃作为独立行省的正式成立，而陕甘总督的设置又表明陕甘一家，在政治、经济、军事、贸易往来等各个方面，陕甘二省又有着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三，民族地区设置盟旗，制定多元管理体制。西北是多民族聚居区，民族管理是重要方面，为便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和谐共处，保证民族经济的良好发展，清政府在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盟旗制度、伯克制度与土司制度。在厄鲁特蒙古和新疆东部维吾尔族中推行盟旗制度，在南疆大部分维吾尔族中推行伯克制度，在藏、土、撒拉等族中推行土司制度。这些因地制宜的民族管理政策对保证边疆地区的稳固与安全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清代西北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将陕西、甘肃与新疆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行政上有隶属关系，经济上也往来一致，对于陕甘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图1：清前期西北地区政治格局

二、声息相通：交通体系的发展与商路拓展

清代西北的交通体系是在明朝道路建设基础上完成的，明代陕西交通建设为这一系统的完善奠定了基石。明代陕西布政司所辖面积广大，今西北大部分地区囊括其中，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陕边四镇(延绥、甘肃、宁夏、固原)成为边防要区。为沟通政令，转输粮草，明政府特别重视这里的道路交通建设。除整修已有的道路外，又拓展了部分交通干线。其中最重要的即开通了西安府至甘州的大驿路。甘州治今甘肃张掖，明于甘州设行布政使司与行都指挥使司，为保持声息相通，特开辟西安府至甘州的大驿路。这条驿路主干驿道自西安府之京兆驿出发，经邠州(今彬县)、长武、平凉西北行，过兰州、凉州直达甘州（今张掖市）。这条大驿路每隔50——80里设一驿站，在今河西走廊一带与陕边四镇交通道路相合。明代由于陕西为边防重地，不但驻军粮草由此路转运，商货往来也经此路，西安至甘州大驿路兼有政治、军事与商业功能，中亚客商经此路往来运输，十分繁忙。入清以后，清政府将这一道路进一步拓展，形成通东西的“皋兰官路”，“皋兰官路”起自北京，经直隶保定府、正定府，山西平定州（今山西阳泉市），过风凌渡至陕西潼关厅，折西行，穿过关中平原达甘肃皋兰县，最后通至新疆伊犁地区，为中国腹地通往西北地区最重要的官马大道。

第二，打通了长城沿线东西联系的孔道。明代陕边四镇建立以后,沿边营堡分布于边墙沿线，为沟通各营堡间的联系，四镇分别在边墙以外深挖沟堑，边墙内侧形成通道。这条通道在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南缘之间形成新的东西向交通道路，进一步将陕甘宁青与蒙古高原联系在一起。由于九边的修筑，沿长城东行，又形成一条与京师相联系的东西交通干线，其意义非常重大。入清以后，这条通道又成为北部长城沿线最基础的东西交通线，北向与东向发展，成为沟通蒙古草原的重要商路。当时在榆林长城以北辟通了通往神木、定边、宁夏及鄂尔多斯草原上各旗的通道，本地习惯称之为“草路”，也称“马路”，较重要的草路有五条，有五马路之称。一为榆林通神木的草路，从神木出发沿明长城外线，西向到达榆林；二为榆林城通乌审旗城川至定边县的草路，当地人称之为四马路；三为榆林城经乌审旗至鄂托克旗的草路，即三马路。这三条新开辟的草路是清代北方民间贸易的最主要通道，当时这些草路上驼队、边客往来，络绎不绝。

“皋兰官路”与长城通道的打通使西北地区道路交通形成网络，彻底将西北地区联系在一起，在保证政令相通的基础上，贸易往来也更加便利，尤其官方贸易完全依赖这些官道实现，陕甘经济联系更为紧密。

图2：清代西北的交通格局

三、贸易西进：官方贸易主导下的区域市场拓展

伴随清政府对西北地区开发力度的加强，与东南地区的经济往来更加频繁，除汉民族间的经济交流外，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更加多样。清前期西北地区的民族贸易十分兴盛，内地的丝绸、布匹、茶叶和铁制农具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北，西北地区丰富的农、畜产品、药材等也不断输入内地，对于密切民族关系、缩小与内地的差距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清前期很长一段时期内西北地区的商业贸易都以官方贸易的形式出现，由于地处边疆，民族复杂，贸易往来往往关系到王朝与民族间的政治关系，清政府对于这种贸易发展十分重视，为保障市场的正常运行与民族间的团结，清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组织贸易往来，对货源供应、商品运输、经营管理都采取了措施，形成了有别于其它区域的边疆贸易特征。这中间借助官道系统，陕甘总督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督导作用，西安藩司则成为南北商品调配的主要执行人，其中茶马贸易与贡市贸易表现最著。

（一）茶马贸易及其转型

清前期西北地区的官方贸易主要为茶马贸易，贸易对象包括蒙古与西番等多个民族，不仅贸易数量大，还进一步带动了民族民间贸易的发展。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讲，茶马贸易最能体现西北市场推进的过程。

清初，沿袭明制，在今甘肃、青海境内设置洮州、西宁、河州、庄浪、甘州五茶马司，其中洮州茶马司驻岷州（今甘肃岷县）、西宁茶马司驻西宁、河州茶马司驻临夏、庄浪茶马司驻平番（今甘肃永登）、甘州茶马司驻兰州，其茶源也如明代，主要来自今陕西汉中、四川等临近产茶区，史载西北茶课“唯川、陕最重”。运入陕西之茶须经潼关勘验，之后于榆林、神木、宁夏贸易；运入甘肃之茶须在汉中勘验，之后于五茶马司行销，茶马互市所需“茶蓖先由潼关、汉中二处盘查，运至巩昌，再经通判察验，然后分赴各司交纳，官茶贮库，商茶听商人在本司贸易”。西宁、洮州（含岷州）、河州、平番和兰州成为“茶马互市”中茶叶的主要集散地，而其中又以巩昌府（兰州）为最大转运中心。然而就顺治年间茶马司以茶易马的实际而言，五茶马司中甘州茶马司其实并无交易。由川、陕入甘在交通上可直达洮岷、河州、庄浪、西宁，运至兰州需绕道西行，于内于外均不便利，因此，茶马互市大抵只在上述四个地点进行，至康熙三十六年（），清政府以“兰城无马可中”为由，彻底裁去了甘州茶马司。从这一事件来看，受地理位置影响，清初兰州的商业贸易并不突出。（参表1）乾隆以后，“中马之制”罢，商人开始自由贩茶,茶叶的来源和运输环境更加宽松，两湖茶叶成为市场大宗，取代了明至清初陕南与四川茶。来自湖广、江浙的茶叶经水路运至湖北襄阳、河南后，取道陕西潼关，运抵泾阳屯集，并于此包封，制成茶砖，再经由东路陕甘大道转运至甘肃，沿古丝绸之路运销新疆，部分进至中亚和俄国。贸易点由原来固定的五茶马司改变为分散、众多、沿河西走廊交通冲要逐渐西进的分布态势，五茶马司渐被裁汰。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下令：“省城（兰州）应为盘验兑汇之区，甘、庆、西三司官茶，俱运至兰州,由皋兰县办理装运”，由国家向茶叶交易期人征收课银。经过这次改弦更张，兰州一“跃而成为全国大茶商凛集之地”。据统计，道光年间每年由兰州、凉州及省内其他贸易点运至新疆的茶叶中仅附茶就达四五十万封，茶叶贸易的地域西讫回番羌藏、北达蒙古各族。而茶商们往往将茶叶运抵兰州验兑后，随地分销，新的贸易点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散茶行销于平凉、甘南、宁夏等地，口外官茶向由陕甘茶商领引行销北口、西口。北口者，陕西榆林府定边、靖边、神木等县；甘肃者，宁夏府中卫，平凉等县；销西者，肃州、西宁等府州；这样，茶叶的销售再不受官方定点贸易的控制，贸易地点较以往多出数倍。道光年间，茶商领票贩茶至新疆，政府允许在古城设局收税。光绪七年（），又开肃州、嘉峪关为西北开放商埠，并同意经兰州、嘉峪关等地，沿丝绸之路故道运送茶叶至俄国。总之，从乾隆至清末西北茶叶的销售地域明显扩大，贸易点不断增多，并沿甘肃古丝绸之路由东至西扩散，甚至行销境外。（参图3）

图3：清前期茶马贸易及引茶分布区域图

（二）贡市贸易点的西延

准噶尔、哈萨克、土尔扈特等族是清时期分布在新疆、中亚一带的少数民族部族。他们大多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生，人口多，分布广，与清政府往来密切，“贡市”是双方最主要的贸易形式。乾隆以前由于准噶尔部势力强大，噶尔丹统治时期，强烈要求与内地开市，康熙帝特准其于北京、归化城或张家口、哈密、甘州、肃州等地开市口，进行贸易，从康熙初年至乾隆十六年左右一百余年时间里，维持正常民族贸易八十年之久，贸易量非常可观。据林永匡根据档案资料记载统计，自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四年（）五年间，噶尔丹策零每年均派遣商队到内地进行贸易，贸易额都非常可观，最低者为余两，最高者竟达余两。

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以后，清朝军队开始进入哈萨克草原，哈萨克部族首领阿布赉与阿布勒比斯立刻提出与清政府通商的要求，乾隆出于政治与军事上的考虑，开始定于乌鲁木齐进行互市贸易，以后伴随内地经济的发展，贸易地点由东至西，深入到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自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始至四十二年（）止，成为清中期新疆官方贸易中数量最大、数额最多的双边交易。

图3：清朝与中亚民族贸易格局示意图

参陈海龙《清朝—哈萨克汗国贸易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年，第50页。

土尔扈特部是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明代瓦刺的后裔，清代称之为厄鲁特或卫拉特。17世纪30年代，准噶尔势力强大以后，吞并其它各部，土尔扈特部众不愿忍受准噶尔部的兼并，离开原驻地塔尔巴哈台一带，越过哈萨克草原，进入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下游南北两岸无人居住的地方。17世纪下半叶，土尔扈特部受到沙俄穷兵黩武的摧残，广大牧民苦不堪言，年，部族在首领渥巴锡的领导下，揭竿而起，举行起义，离开伏尔加河，回到祖国，被乾隆皇帝安排在伊犁地区，乾隆三十七年（），渥巴锡向乾隆皇帝提出开展双方贸易的要求，得到清廷的同意。

清前期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与准噶尔、哈萨克、土尔扈特等族的贡市贸易构成了本地最重要的贸易形式，清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尤其在西北战争阶段，北方“大草原路”尚未通畅，陕甘驿路是通西北最重要的商贸路线。陕甘总督利用政治上的声威，维护西北的贸易联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使内地商品如绸缎、布区、茶叶、大黄、杂货源源不断地进入甘青乃至新疆地区，西北地区所产马匹、毛皮等物品又不断被输入内地，这些贸易往来形成了西北地区商贸与市场的骨架与结构体系，将西北与东南地区联系在一起，成为全国性贸易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贸易格局：西北地区市场体系的形成

清代西北地区的官方贸易大多走官路，陕甘驿路承担了西北商贸联系的重要桥梁。自新疆市场开辟以后，大多入疆货品都来自肃州与哈密，而肃州、哈密的货品又多是经由西安转运而来，因此，由陕入甘，由甘入疆，成为清代官方贸易最主要的途径。乾隆十一年（）四月至六月，准噶尔贸易商队前往肃州互市，奏报称，“今将夷人所要货单及江南采买之紬缎等物分晰，各开一单，请移送西安巡抚转发商伙，令其照单查对，将不足者，即在西安置备来肃。”乾隆十二年，甘肃巡抚黄廷桂奏报乾隆皇帝，“臣查缎蟒、绫、茶封、线斤、绒等项，均系夷人屡次交易所需之物，皆非本地土商所有，自应官为办给。随照上届之例，咨明陕省即于西安藩库酌借银两，交守备马受国采买回肃，以备应用。”乾隆二十五年，为保证阿克苏地区的贸易，清朝政府专门从西安省城及泾阳、三原等县购办绫绸、磁器运输入疆，运输这些物品所需要的驮骡，也从西安、同州、凤翔等府购买。还从西安、兰州采办来绫绸、绒褐等物。乾隆二十六年，“伊犁咨取之红素倭缎、青素倭缎、白纺丝、白串绸及阿克苏调取之红、绿、蓝、月白、真紫、花绫等项，现俱行文西安购买。”陕西、甘肃成为新疆地区货品供应的主要基地。

清中期以后，随着全国性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帮势力的加强，官方贸易逐渐让位于民间贸易，西北地区也逐渐纳入到全国性商业市场网络之中，与东南地区的商贸往来越来越频繁。西北地区农牧兼营，畜牧业的发展形成有别于东南地区的产业结构，大抵输出货品以皮毛、牲畜及相关产品为主，高原与山区独特的药材也成为重要利源。而东南地区所产绸缎、布匹、茶叶、棉花以及海岱杂货成为输入西北的重要商品。借助官道体系，进行货品交易，形成东南与西北的长途运输孔道。咸丰以后，陕甘青新对过往商品开始征收厘金，各地设置大量厘金局，其时新疆共设12局，陕西31局，甘肃45局，由于陕甘经济联系紧密，甘肃最重要的输入货品——湖广大布几乎全部经陕转运，因此，专门于陕西境内设置5厘金局，即三原、西安、凤翔、略阳、安边，负责湖广大布及其它东南货品的征税事务，名为“三原大布统捐”。这条棉、布运输线由潼关入陕，在三原加工、整染，沿河西走廊输入甘肃，其征税路径可以代表当时西北大宗货品的行走路线。史载：

“三原大布统捐：衣被为比户所需，甘肃产棉甚少，民间不谙纺织，故输入货品，布疋实为大宗。如德安、厉山、浙河、随州、枣阳、应山等布，销售尤畅，梭布、阔布、猴布、台子小布次之，均名曰大布，产自湖北。客商汇庄于陕西之三原县，运销各处。其入甘处所分东南、东北两路。东南路则由陕西凤翔府陇州、略阳县等处入境，东北路由陕西邠州、耀州、长武县、定边县等处入境。……光绪三十一年改办大布统捐，因三原为发甘总庄，其由凤翔府所属之虢川镇、益门镇发运者不及十分之一，特在三原县城设立大局一所，凤翔府城设立分局一所，仍于虢川、益门两镇分设两卡，由凤翔分局派司巡经理，另于西安、略阳、安边三处各设一局。三原、凤翔两局则以大布为专责，兼查百货；西安、略阳、安边三局则以百货为专责，兼查大布。……三十三年，岁收银二十三万两。近年收数减色，实受分运票之影响。因此项统捐系报部正款，为本省收入大宗，是以划归国家税。”

晚清陕西、甘肃、新疆清理财政说明书记录了三省厘金局的设置，以及各厘局宣统元年（）的税收数量，其分布走势以及贸易量都显示了这种自东徂西的渐进格局，综合各种货品的进出，可以清晰看到清代西北地区的市场网络。其中以西安、泾阳、三原为全国性东西商贸货品的加工与转运中心，以兰州为二级货物分销点，形成西北地区大宗货物的东输西运；而在西宁、银川、古城（奇台）、哈密等地又形成三级批发市场，西北与东南地区大宗商品的贸易就是在这样的结构体系当中完成的。（参图5，文末附表3）

图5：宣统元年陕甘新三省厘局及税额等级分布图

三原是东南各省布匹西运，改装、加工、染色的转输中心。另外，它还是西北药材外运的集散地。泾阳则为茶叶贸易总汇之区，这里既是茶叶加工、装载中心，也是销行西北茶叶的集散、转运中心。这一商业地位的确立，得利于本地优质的水源。清代西北所销之茶部分来自湖北、江西、安徽，而大多来自湖南。走汉口运入泾阳。“汉口之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产，溯水以运于河南、陕西、青海、新疆，其输至俄罗斯者，皆砖茶也。”湖南安化等地出产“红茶”，制成砖茶，非常适合西北游牧民族生活需要。但是，红茶在加工过程中往往需要二次发酵，挤压、压砖，形成“茶砖”。而发酵过程中对水质的要求很高，好水才能发出好茶，而泾阳恰恰具有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人炒茶“所用水为井水，味咸，虽不能做饮料，而炒茶则特殊，昔经多人移地试验皆不成功，故今仍在泾阳”。从湖南运来之散茶在泾阳经过加工炒制，制成茶砖再销往甘、青等省，这样就形成了泾阳茶叶总汇之区的特殊经济地位。清代泾阳还是西北皮毛、毛织品加工及运输、转销中心。西北多畜牧之利，出口商品的大宗为皮货。皮货的利润大，自然著名全国。清中叶泾阳县“东乡一带皮毛工匠甚多”，“借泾水以熟皮张，故皮行甲于他邑。每年二三月起至八九月止，皮工齐聚其间者，不下万人”。另外，泾阳还是兰州水菸运销东南各省的转输中心，明清时期兰州所产五泉菸闻名全国，往往发商于泾阳。西安城市市场是东北南路运来洋货、杂货聚散之地，“会垣为洋货荟萃之区”，也是京广福杂货集中购运之地。在宣统元年（）陕甘厘金税收中三原大局为两，居各局之首，西安局为36，两，泾阳局为48，两，三局总数为，两，占陕甘新81局厘金税收总数1，，两的27.9%，应该说晚清流通西北地区的商品总量近三成是通过三原、泾阳、西安三地转运的，三地的商业中心地位也由此奠定。

兰州在清初并不居于贸易要冲，清初设甘州茶马司于兰州，但无商易马于此，清政府不得不罢废此司。康熙四年（），甘肃巡抚移驻兰州，这才改变了兰州的政治与经济地位。甘肃巡抚统辖四府两边，兰州因此“生聚渐繁，声教渐起，屹然为关西巨镇矣”。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规定，“省城应为（茶叶）盘验兑汇之区，甘、庆、西三司官茶，俱运到兰州，由皋兰县办理装运”，自此兰州渐成商务中心，运销甘省的货品“分销各处者半，发运新疆者半，盖全省商务之总汇区焉”。晚清兰州局的厘金税收长年保持在十万两以上，宣统元年（）税收为，两，在西北地区81厘局总税收中占到9.1%。

西宁、宁夏（今银川）、哈密、古城（奇台）等地的商业地位也非常重要，属于兰州以下三级分销市场。

西宁是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近接青海，外达西域，遐荒诸国，靡不可通”。明代即设茶马司于此，商业贸易已有一定发展。康熙年间“卫之辐辏殷繁，不但河西莫及，虽秦塞犹多让焉。自汉人、土人而外，有黑番，有回回、有西夷、有黄衣僧，而番、回特众。岂非互市之故哉？城中之牝牡骊黄，伏枥常以万计，四方之至、四境之牧不与焉。羽毛齿革、珠玉布帛。茗烟豆麦之属，负提撵载，交错于道路。”蒙古、番邦的商人经常往来此地，也就带来了各自的商品进行交易。“今西宁边外凡西域诸国骆驼、马、骡往来不绝于道”，货源十分丰富，“北蒙南番，络绎于道，皮毛、鱼盐、药材、森林、矿产之利，均委输焉，亦河西一大都会也”。晚清西宁局的厘金税收在一万两左右，光绪三十三年（）收数为两，宣统元年为两。

宁夏城（今银川市）的市场在明朝时就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其时宁夏镇为九边重镇，明中期镇城有“羊肉市、靴市、鸡鹅市、巾帽市、杂粮市、猪羊肉鱼市、米麦市、猪羊市、骡马市、柴市和杂货市”等多处市场。入清以后更加繁盛。乾隆时期，作为府城的宁夏，“商贾并集……蕃夷诸货并有”，有“四牌楼、米粮市、羊市、炭市、猪市、东柴市、西柴市、骡马市、碴子市、青果市、番货市、旧木头市、新木头市、故衣市、麻市、箱柜市、蔴生市”等17处市集，市场的专业化趋势更加明显。清代全盛之时人口达10万人以上，街市的繁荣程度甚至超过兰州、西宁。同治之乱对其商业破坏较大，光绪三十三年（）厘金税收有两，以后逐年下降，宣统元年（）收数为两。

哈密是陕甘入疆的第一站，由陕入甘，由甘入疆，哈密是最重要的转运枢纽。史载“哈密距嘉峪关一千五百余里，……新疆南北两路，皆此分途，天山横亘其中，故有南北祁连之称”。哈密的城池建于雍正五年（），主城城周一里八分。为建屯储粮，北门外筑一道围墙，同时修筑有东西关厢，形成周围四里二分的城池体系。“北哨门外直街，人烟辐辏，店铺繁多，往来行人栖住此地。”由于路分南北，为入疆之门户，故商旅云集，车水马龙。办事大臣萨湘林曾咏哈密称“路从此地分南北，官出斯途合送迎，车马军台时转运，商民戈壁日长征。”清代由陕甘入疆的货品主要由肃州与哈密转运，乾隆时期与准噶尔部的定期互市多数集中在两地，乾隆十一年（）两地的交易额达，两，宣统元年（）厘金收数为26，两，在整个新疆的商业城镇中占有重要地位。

古城即奇台，是清中后期兴起的商业城镇。伊犁将军府设置以后，清政府加强了新疆地区军台体系的构建，交通道路的开辟直接影响到商贸地理格局，古城正当道路中枢，是清后期官方主干驿道“中大道”的关键点，地连南北，北可通蒙古、俄罗斯，南与乌鲁木齐相连，东面由哈密、镇西府来的货物仍可运抵。道光年间经济发展到高峰，据载：古城“地方极大，极热闹，北通蒙古台站，由张家口到京者，从此北去，蒙古食路，全仗此间，口内商贾聚集，与蒙古人交利极厚，口外商人自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即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地，关系最重。”它是承接北路商贸与东路货物的一个最重要的转运点，“商务于新疆为中枢,南北商货悉自此转输,廛市之盛为边塞第一”。宣统元年（）厘金收数为两，是晚清新疆厘金收数最高的商业城镇。

五、结论与思考

总之，清代官方贸易带动之下，西北地区商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清前期，西北地区的贸易与官方政治联系在一起。一方面，茶马贸易加强了清政府的国防建设，军马供应为之充沛；另一方面，与准噶尔、哈萨克、土尔扈特等族的贡市贸易加强了清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的政治与经济往来，对于和靖加疆，缓和民族矛盾有着积极的作用。在这期间，陕甘总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安成为物质调配的中心，形成了以西安、三原、泾阳为中心的市场分布格局，加强了陕甘之间的联系，奠定了西北市场体系的骨架与桥梁。这样一种市场格局也使陕西商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活跃于各商业城镇，成为西北贸易大军中的主力，许多城镇的商人都以陕商为主。如新疆的镇西府，“乾嘉之际，西师初罢，然犹屯戍营列，烽堠相望，置重镇于巴里坤，伊犁特其北，乌鲁木齐控其南。镇西当驰道之冲，关中商人所聚会，粟麦山积，牛马用谷量。”“镇西当驰道之冲，关中商人所聚会。”据王大枢《西征录》卷三记载，伊犁“商旅多甘、凉、秦、晋，而谪戍之人，各省俱有。”乌鲁木齐乾州会馆建于乾隆四十三年（）。山西会馆建于乾隆四十四年（），乾州会馆比山西会馆的建设还要早上一年。甘肃、青海、宁夏各地陕商分布更加普遍。今天西北地区以陕西为龙头的商业地理格局在明清时期就已奠定，可见其影响之深。

民国以后西北五省逐渐形成统一的经济体，虽然当时也有人强调西北六省（五省之外再加蒙古）、西北七省（五省再加蒙古与山西）之说，但年以后中国大的经济区划分，仍以西北五省为统一的地理单元，这和西北五省长期形成的强有力的政治联系与经济一体性是分不开的，其中交通体系的构建以及贸易往来的积累是形成西北五省最重要的条件与基础。

另外，自明清以来西北地区经济开发的进程在不断加速，聚落形成规模，市场一体化，贸易的数量与质量都在大幅提高，相关文献记载也变得详实而具体，本文只是一个粗浅的叙述，其间各商业中心的变动尤为频繁，需要更加精细的梳理与复原，目前通过GIS技术手段完善相关数据库，并进行空间变动趋势的分析，是推动此项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作者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它对于我们加深理解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具有现实意义。原刊《清史研究》年第4期，此据作者提供的版本推送，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特此致谢，引用请见原文。作者简介：张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9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年被聘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年获“全国大中城市优秀社科工作者”称号；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现为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古都学会理事。曾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人、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访问教授。本期编辑：悟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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