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碾子坡”，长武人没有不知道的。不过，大多数人只知道那里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挖出过文物，究竟是什么文物，又有着什么样的价值，除了专业人士和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一部分人之外，大多数人都一问三不知。包括我，对其感兴趣，也是因为在泾河文化之旅行程中，崇信还有宁县、庆城等地研究先周文化的专家、学者在交谈中屡屡提到长武碾子坡，而且一再强调，研究泾河流域先周文化，“碾子坡”是关键节点。其中庆城一位年届七旬的老师还专程随我们到“碾子坡”进行了实地考察。自此，我才开始 　　

《周本纪》集解：“徐广曰，新平漆县之东北，有豳亭。”

张守节《正义》则引《括地志》云“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也。”

《汉书·匈奴传》：“夏道衰，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颜师古注：“今豳州是其地也。”

按：豳州所在地即汉之漆县，隋唐时称新平县，现今则为陕西彬县。 　　

《诗·毛传》“豳（邑）在今豳州三水县。”根据《直隶豳州志》卷一记载，三水县即今陕西省的旬邑县。

从泾河文化之旅的实地考察以及史册记载来看，“豳”地不仅仅是今天的彬县或旬邑，其大致范围包括了今天处于泾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陕西省长武、彬县、旬邑及甘肃省宁县、庆城、泾川、灵台等地区。而长武则位于这一区域范围的中心转折地带。以此为据，“碾子坡”遗址为先周居民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二、碾子坡遗址文物分类评述

1、碳化高粱、农具：

碾子坡“高处住屋基地和灰坑的壁龛里以及已残破的陶尊内发现一些炭化粮食”。经鉴定，这些炭化粮食为高粱。出土的农具则有石铲和石刀，此外还有用于松土的骨铲等。这些情况表明，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农业生产已占居重要方面。

这与《诗经·公刘》记载的“乃裹餱粮”“彻田为粮”等记载是相一致的。直到今天，长武农村还把高粱面做的窝窝头叫“餱餱”。 　　

2、食后兽骨残余：

《豳风·七月》中反映，公刘居豳，既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的狩猎场面，又有“执豕于牢”的圈养用牲。呈现的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互补，协调发展的景象。

碾子坡文化遗址的居址中出土的居民食后残余中，以牛骨为大宗，约占全部兽骨的一半以上，由此，让人联想到立春打春牛的传统习俗，牛不仅仅可以食用还兼有耕作之功能。另外，猪、马、羊和狗等动物的骨头数量也特别多。这一现象说明周人当时的畜牧业生产也是十分发达的，应该也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因素之一。

可见，所谓“执豕于牢”的记载是可信的。 　　

3、深土窖式、半竖穴式住所：

碾子坡遗址里发现的房子，普遍是深土窖式或半竖穴式两种形式。此即《诗经·大雅·绵》所描述的“陶复陶穴”居住习俗。据《诗经》记载，周族从不窋到鞠陶、公刘三代发展中，“陶复陶穴以为居”是他们区别于戎狄等游牧部落的最大特点。

“陶复”：指的就是明庄窑。一般一家一个崖面都是三孔或五孔窑洞，正面中间的主窑稍高一些，作为正堂为长辈居住。

“陶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窑庄子。这种窑是在平原上修建的，先在平地挖一个长方形的大坑，一般深五至八米，将坑内四面削成崖面，然后在崖面上挖窑洞，在其中一面修一个长坡道或斜洞子，直通原面，这种下沉式的地坑庄即是，其冬暖夏凉的特点更为显著。“见树不见村，见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是人们对这种院落的形象说法。

4、生活用品、生产工具：

碾子坡先周遗址出土的石器、骨(角)器和陶器数量甚多，其中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器种有鬲(li，煮饭用)、甗(yan，相当于现在的蒸锅。整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置食物；下部为鬲，置水。甑与鬲之间有一铜片，叫做箄。上有通蒸气的十字孔或直线孔)、簋（guǐ，相当于现在的大碗，盛饭用）、罐、瓿、甑、盆、尊、瓮等十几种。　

其中鬲的形式以袋足鬲居多，同时也有联裆鬲。许多学者认为，袋足鬲与西北的戎狄文化有关，联裆鬲则可能是周人固有的形制。

属于生产工具的有斧、锛、凿、锤头、杵、锤斧、铲、刀、锥以及不同形状的各类磨石等，还有用来松土使用的骨铲，其骨料为牛的肩胛骨或下颚骨。其中作为砍伐开荒工具的石锤斧最为常见。石锤斧平面近似三角形，用坚硬的砺石磨制，扁身，中间有一个安装长木柄的大圆孔，孔从两面钻透。这种平面近似三角形的石锤斧是先周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

由此可见周人当时受戎狄文化影响之深。

5、青铜器：

碾子坡先周遗址出土器具中青铜器虽然不多，但都具有代表性，出土的两尊铜鼎（鼎属于饪食器，商周时多用于烹煮鱼肉、祭祀或宴飨盛放食品），其中一尊乳纹鼎重约10.3公斤，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重器之一；出土的一件铜瓿（bù，盛酒器和盛水器，亦用于盛酱）上的鸟龙纹首尾相衔接，以云纹为地，纹饰清晰，造型精美。

据史料记载“东周至春秋时期，随着王室衰微，诸侯崛起，青铜器的铸造不再是王室的‘专利’”，碾子坡先周遗址出土的数量虽少但却具有特殊意义的青铜器，留给我们进一步研究、想象的余地和空间。

6、意识形态：

碾子坡先周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的内壁和外壁以及一些陶片上发现多处陶文和符号，有些已具有单个文字的特点，如“三”、“个”、“十”、“缶”等等。据胡谦盈先生介绍，其中“缶”字，与西周初期铜器上所见的族徽和部族图腾很相近。　另外，碾子坡遗址发现的兽骨中，除了食后残余、兽骨工具之外。还有一种红色或灰色的页岩石片磨制，长方形，多有三穿的石刀，专家说迄今在年代较晚的先周文化遗址和西周文化遗址中似未见或罕见，也许它具有特殊的用途。

《诗·大雅·绵》说古公亶父（古公亶父，姬姓，名亶（dǎn），又称周太王、周大王，西伯君主、周文王祖父，周王朝的奠基人。周武王姬发建立周朝时，追谥他为“周太王”。古公亶父在周人发展史上是一个上承后稷、公刘之伟业，下启文王、武王之盛世的关键人物。）从豳地而“止于岐下”之后。“爰得爰谋，爰契我龟”。

我们可以据此大胆推测，周人占卜的习俗应当是从豳地带去的。上面所说的三穿石刀也许就是碾子坡邑聚里的占卜工具。　

以上对于碾子坡先周遗址所发掘物品的归类析述至少可以说明，周人居“豳”时，深受戎狄文化影响外，农牧相结合的农业生产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先周文化大致集中在泾水和渭水两大流域，其中：

1、泾水流域

泾水流域甘肃及陕西境内先周考古文化发现：甘肃省平凉地区的崆峒区、崇信县、灵台县、泾川县，庆阳地区的镇原县、宁县、庆城县均有先周墓葬出土；陕西省境内有长武县司家河、胡家河、下孟村、碾子坡等先周遗址；彬县弥家河、雅店先周遗址。据胡谦盈先生等专家的有关文章论证，以上遗址以“碾子坡”为代表。碾子坡遗址的碳十四（考古学测定依据）测定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年至年左右，时间跨度为三百年左右。

2、渭水流域

渭水上游先周考古文化以武功“郑家坡”为代表，中游以长安“马王村”为代表。从考古和历史研究来看，渭水上游先周考古文化相当的时期应该是从古公亶父迁歧开始，经季历、直到文王、武王这一段历史；渭水下游长安马王村、张家坡遗址考古研究结果是，其为文王建丰、武王都镐之所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年至年左右。

在“碾子坡”遗址未发现之前，因不窋之后，周人呈西向发展趋势，长期与非农业民族融洽相处，农牧交错，生产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关于这段历史的文献记载比较简略，所以很多人认为自公刘至古公间，周人有世次而无史实，形成了缺环。

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为这段历史提供了比较充实的考古资料。

近年来，部分学者以“碾子坡”遗址墓葬葬制与渭河流域发现的先周墓葬制式不同、以及其畜牧业发达而农业相对落后等为据，提出了“碾子坡”先民或为密人、或为戎狄等之说。对此我不予反驳，因为毕竟自己并非考古专业，个人认为对于文史资料中记载不详的历史时期的各种推理，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通过争论才更能厘清历史真相。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

周之先人北迁期间长期经营的泾水中上游流域是多种文化交汇的地区，受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等各方面的影响，迁居此处的周先民在其生产、生活过程中，势必会综合其迁此之前的先周文化与周边戎狄文化要素，形成一种新的农业文化形态。也就是说，周人在豳地的活动过程中，因地制宜，逐渐完成了农牧结构的合理配置，实乃先周农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当周人重新由豳地迁返关中周原以后，他们把居于豳、往返于戎狄期间所积累的丰富农业经历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产条件相结合，借助关中宜于农耕的地理优势，执农不弃，不断积累与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将农艺措施运用于生产过程，结束了漫长、粗放、原始的农业自然生产状态，把我国农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也才使得周族社会经济与文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居豳这段历史是周人不可或缺的承前启后重要时期，没有居豳时期的积累与发展，可能就不会有后来著名的两周王朝和中华礼乐文明。若无碾子坡先民遗址的发掘出土，先周农业发展对中华农耕文明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也就缺乏有力的实证。

亲爱的长武乡党们，如果你认为文史专家对“碾子坡”先周遗址价值的定义太长太难记，或者你对先周历史不感兴趣，认为那是学术界或者考古界亦或者历史学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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