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蒋介石，以下这一幕相信都印象深刻：

会议室里，一群国军将领坐在长条会议桌前，正在研究下一步的军事部署。这时，一位参谋拿着一个信封走进会议室，交给了会议主持人。会议主持人打开信封，拿出一张写满了毛笔字的单页信纸，突然高叫一声：“委座手谕！”

顿时，在座全体军官“啪”地一声，齐刷刷起立，笔挺立正。然后主持人开始全文照念这种以“某某吾兄”或“某某吾弟”为开头的蒋介石手谕，并马上开始部置落实。

有时，即使这样的手谕并不符合战场实际，也得落实。

在蒋介石手握大权的时期，这样的一幕曾频繁上演，这样的手谕也曾满天飞舞。

据考证，目前留存的老蒋的手谕，多达箱。

那么，这些手谕都说的啥事儿？

手谕不仅说军事，也说政事

老蒋的军事手谕，数量最多，举一个例子。

年5月5日，日军进犯洛阳，与第一战区部队激战。为此，老蒋特降手谕：

“特急。洛阳。蒋长官，转第十四集团军刘总司令茂恩、刘副总司令勘、张军长际鹏、武军长庭麟、谢军长辅三，并转陈副军长鸿远、陈军长武、张副军长信成、刘师长献捷、李师长纪云、马师长雄飞、范师长龙章、沈师长向奎、王师长连庆、张师长世光、李师长振清、王副师长文材、尹副师长作干、王副师长辅成、李副师长松昆、陈副师长德明、梅副师长展翼、赵副师长天兴暨各团长钧鉴：此次洛阳、龙门之会战，实为我抗战成败之最大关键，正我全体官兵杀敌报国成功成仁完成革命之职责，用慰我国父及阵亡先烈在天之灵，凡我忠勇将士，务须抱定必胜信念，死守阵地，发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决心，上下一致，共生同死，服从命令，严守纪律，重申连坐法，如有怕死、后退伤害我全军之荣誉者，必斩无赦，望我各级官长尤应身先士卒，严督勤教，完成此重大之使命。我军荣辱，主义成败，国家存亡，民族盛衰，全在此举，希共奋勉，争取胜利，勿使长沙与常德战绩独美于前也。蒋中正手令。”

大战之际，最高首长手书降谕，副师长以上一一手书职务姓名，并附笔提及团长级军官，再以大义相激，以严纪相励。这样的手谕，既可鼓舞士气，又可严肃战纪，有何不好？

想来，此时收到手谕的“蒋长官”蒋鼎文，也会“啪”地立正，集合部下静听吧。

不仅军事，相关的政事，老蒋也下手谕。

年12月，老蒋决定改组广东省政府，他直接将拟议的广东省政府改组委员名单发给行政院长孔祥熙，并在文头上亲笔批注：“请孔院长核办，中正。”

在文尾的空白处，蒋介石又加写手谕：“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另有任用，着即免职。中正。”

手谕不仅说大事，也说小事

老蒋的手谕，当然主要是说大事，比如杀人。

年7月5日，老蒋颁下手谕：

“查前兵役署长程沛民，办理兵役，舞弊多端，着即枪决，摄影具报，此令。中正。七月五日。”

手令中要求很严，不仅要立即枪决，而且还不能“无图无真相”，必须要把枪决他的照片送呈老蒋，以免弄虚作假。

程沛民，就是时任军政部兵役署中将署长的程泽润。按说他罪不至死，无非就是在任上收了点小钱，而且所在兵役署在抓壮丁时有虐待现象，被人举报了。

老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在亲往兵役署调查之后，他下令将程泽润交军法总监何成浚关押。

何成浚与程泽润平时交情很好，认为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于是将他安置在优待室，会见家属和亲友都很自由。

不料，程泽润的老婆余惠芳救夫心切添了乱。她为程泽润的事，去找了四川军阀杨森、邓锡侯、王陵基联名保释，又去找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向蒋求情。

这些地方实力派的出面说情，其实正好犯了老蒋的大忌。这才直接导致了上述的杀人手谕。余惠芳好心办了坏事，害了老公的性命。

当然，老蒋的手谕也关心小事，比如车辆超载：“查各路长途汽车，往往有车夫私自搭客载货之舞弊行为，应即设法彻底查禁其在途中（未到站）让不买票之客搭载之弊端，应严密侦察防范及取缔，并先订赏罚规则与侦查办法为要。”

比如公厕卫生：“刘（峙）总司令、吴（国桢）市长、唐（毅）局长：民间公共防空洞内及其厕所，近皆污臭不堪，尤其洞深处，黑暗、污臭更甚，应切实检查，并按期派定人员（各党政救护人员）扫除，且在解除警报以后，立即扫除清洁，并分道派员负责检查。凡新式厕所平时应闭锁，非警报时不开启，解除警报清扫后应即锁闭，平时不开为要。”

老蒋还曾下手谕要求有关部门，专题研究女学生的标准发型；而对于学校中不守纪律的学生，则下手谕要求，不可简单开革了事，应先送入青年团的劳动营受训，然后再派至部队入伍。

连女生的发型都要管，看看人家老蒋，心多细。

手谕称呼有讲究

老蒋的手谕，对于下达对象的称呼，颇有讲究。

对于地方实力派，称呼对方就经常使用字或别号，尊称对方为“兄”，自己署名为“弟”：

比如对冯玉祥称“焕章大哥”或“焕章如兄”，对阎锡山称“白川兄”，对李宗仁称“德邻兄”。对于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因其为拜盟兄弟马福祥之子，故称“少云世兄”。

最典型的就是，老蒋对比自己小14岁的张学良，也称“汉卿兄”，下面署“弟”。

对于比自己资历老的国民党元老如林森，老蒋为表示尊敬，手谕中称他“林主席”，下面规规矩矩地署名“蒋中正”。

对于黄埔学生，老蒋作为校长、老师，本可以直呼其名或仅称其职务加姓名，但他为了笼络人心，也常对其称兄道弟，如对胡宗南称“宗南弟”、对康泽称“兆民弟”。黄埔学生中，个别有本事的、得到老蒋特别尊重的，也称“兄”，比如他就曾称黄埔一期的杜聿明为“光亭兄”。

老蒋的手谕，其实是有明文规定的

老蒋一生手谕多多，旁观者认为他是患有“手谕癖”的。其实，公平而论，民国时期的大佬们，不止老蒋一人，很多军事长官都喜欢频下手谕。更何况，老蒋的手谕权，是有明文规定的。

年7月，抗战爆发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于8月11日召开第51次会议，决议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并且，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主席。

本次会议同时作出规定：“作战期内，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

“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算不算明文规定？老蒋频下手谕，那是履行职责咧。

另外，老蒋军人出身，而军中习以命令行事，以期便捷与速效。所以，老蒋爱下手谕，的确有军人习惯的成份在。

而据目前资料看，身为军事长官而喜欢下手谕，乃至越级指挥者，民国时期的确不止蒋介石一人。事实上，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陈诚、胡宗南等人，都曾出现过此种现象。而以上诸人，可从来没有得到过政府明文规定的授权。

说穿了，老蒋之所以有这个“手谕癖”，实在是因为深感自身肩上责任重大，希望将自己所见、所听、所思的事儿，办得更好而已。

有错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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